从业十多年，我从未做过矿难报道。在前些年矿难频仍、一次次成为焦点事件、暴露出无数个黑幕、把若干官员拉下马、同时也因为揭黑报难成就了不少名记时，我只是感到悲凉无力。说实话，我无法喜欢这种硬邦邦冷冰冰的所谓新闻。它接连刺激公众的承受能力，并屡屡得逞，让人在应接不暇中忘却了历史总是重演——— 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因为一起矿难而发生本质上的改变：矿工们始终是死去或在底层受难，他们的亲属依旧焦灼无助，当官的赋闲几日之后继续当官，安全整顿一时照例隐患不断、灾难重现。

　　于是，我得以采访山西王家岭在建煤矿透水事故。但这次对个人来说填补空白式的经历，在我内心深处，其实很拒绝。

　　出事当天夜里，沿着黑黝黝的山路从山顶往沟底的矿上步行，想，又不敢想，就在那下面，百多人生死未卜。我承认自己是脆弱的。尤其是第二天黎明在半山腰看到的几个村人，失魂落魄四字便是形容他们。接连几日，这些人爬上山，远眺矿井，发呆的发呆，抽烟的抽烟，直到天黑，才又拖着双腿，走十来公里山路，回到面临破碎的家。这时候，怎能忍心一问一答四平八稳地访谈。

　　蜂拥而至的媒体滚动直播、不惜版面。但有人不为所动。有个矮个子的当地处级官员问清楚我是来自陕西的媒体后，堂而皇之地批评我这样的外地记者不应该到他们这来进行监督采访。我不得不刻薄地认为，他的心智比他的个头还要矮。我勉强笑着，但语调正色：这是一百多条性命。他支吾着，把两手抄在裤子口袋里走开。我也无须跟这种人费话，忙活起该忙活的事。

　　我把看到的全都写下来。每天三五千言。我开始转变一度拒绝采访矿难的念头，发现这跟深入乡村一样，是了解现时中国的一个通道。我看到了不止一枚硬币的矛盾两面———

　　既有一方有难八方援，也有随之带来的协调难、救援缓慢;既有政府不惜代价倾力抢险，也有最初对受难者亲属安抚的忽视和人本缺失;既有各种应急预案的细化实施，也有对一些领域的强力阻隔;既有一天几场新闻发布会通报进展，也有最关键的名单迟迟不予公布。

　　这使得采访陷入一种颇为尴尬的局面——— 一般人无从知道这些原本如同草芥的被困工人到底是谁;找不到家属，他们大多被送到附近某些县的某个宾馆了;很难进入现场，通往矿区惟一的道路在几公里外就拉起了几道警戒线;即便想办法突破重围进了矿区，也只有一两家宣传机构可以访到想访问的人，而且是在特警的保护下，别的媒体记者路过都不可以。

　　由此，信息公开和新闻采访，变成游戏般的智勇相斗。问责和些许怀疑变成不可能实现的期盼奢望。好在大多数被困工人救出来了。只是，与其说奇迹归功于救援有力，不如说抢险救援是政府的本职。与其要把王家岭救援又树立成一种精神，不如花些精力好好想想，到底它是怎么发生的，让我们这些天这么费神。

　　在王家岭采访的日子里，白家兄弟走进了我的视线。纯粹从新闻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颇为典型的样本：兄和弟;在同一条巷道里，一个机头、一个机尾;一个逃生、一个生死未卜。他们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同样是为了活着、为了生存。可活着，为何是这样的结局。

　　我在报道中把白家兄弟的故事展现出来，不仅是想表达一种期盼，更想把那些“掘进尺度”、“任务目标”字眼涵盖的一串串骄人成绩的数字，与一起起矿难背后的数字——— 沉重的人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摆在一起，对比。

　　发展是硬道理。以人为本，也是。可惜，现实总是粗暴而无奈地刺伤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