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李玉亮被打死的地方，与这次“4·8”事件的黎明特钢厂仅隔一条马路，两起事件主角还是曾经的邻居

　　杨义的“4·8”血案，隐藏着一个轮回式的巧合。在抚顺高湾区的街头巷议中，四年前的“8·13”命案被一再提及。

　　“8·13”，在当地已是一句口头禅。人们会有名有姓地告诉你，2006年8月13日，被拆迁户李春文的儿子、24岁的李玉亮被一群逼迁者活活打死。

　　巧的是，四年前李玉亮被打死的地方，距这次“4·8”杀人事件的黎明特钢厂仅隔一条马路，两起事件主角的李家和杨家还是曾经的邻居。

　　见到记者的李春文，也惊诧于这种巧合，“四年前，是我家儿子被拆迁的人打死，四年后，他家儿子又把拆迁的人杀死。”

　　时间回溯到四年前。李春文说，那时，他们所住的地方还叫高湾村，都是民房和大棚，2006年7月，高湾区发文件，以棚户区改造之名对高湾村105户居民组织动迁，“当时给我们补偿是1100元一平方米，现在这块地上建起的挪威森林小区、金地家园，最便宜的也要2800、3000元一平方米。”

　　四年前的通知发出后，高湾村村民嫌补偿低，没人愿意搬。随后一个月，“天天有光膀子，脖上挂粗链子，身上‘刺龙刺凤’的人来骚扰，砸玻璃，打人”，到8月上旬，已有部分村民迁走，还剩下五六十户“钉子户”。

　　2006年8月13日晚上六七点钟，天刚下过小雨，李春文和弟弟李春才等吃完饭在外面打扑克，远处过来20多个人，有的手拿棒槌，有的手拿警棍，奔他们而来。

　　李春文等赶紧往家里躲，走到大门口，一伙人已冲到跟前，拿棍棒一顿猛打。这时李春文的儿子李玉亮从房里闻讯跑出，被一根带铁箍的木棒击中后脑勺，当场昏倒在地，事后被送到医院不治身亡。

　　这天的暴力袭击共造成李家一死七伤，李玉亮的母亲高美荣身受重伤，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叔叔李春才后脑勺也被木棍击中，到医院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送到医院不省人事，打了一个星期点滴，一个多月后才醒来，在医院住了九个月。除李家外，还有多位邻居受伤，李家后院70多岁的刘先甲也被掴了几巴掌。

　　李玉亮的死在高湾区传开，迅速激起民愤。为此，抚顺市委市府几套班子曾连夜赶到高湾，才及时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2006年9月4日，《抚顺晚报》发表题为《表达诉求必须合理合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称“一个时期以来，我市连续发生诸如封堵铁路，冲击党政机关，以及群体违规越级上访等恶性事件，不仅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而且危害了社会稳定”。

　　李玉亮的死，最终以150万元的补偿私了。“我是被逼在协议上签字的，这150万元还包括房子的拆迁补偿，还有精神损失费，都在里面。他们说，就给你这些钱，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私了吧还能得点钱，不私了连钱都得不了。”李春文说。

　　李玉亮是家中独子，一米七八个头，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在学校曾多次获得赛跑冠军。出事前，他正跟谈了5年对象的女友准备于当年国庆节结婚“就差一个多月”。

　　今年清明节，李玉亮生前女友还买了一束花到墓前看他。如今，她已嫁做他人妇。

　　4年来，李春文一直想为儿子要个说法，却是枉然。“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谁是背后的凶手，凶手到底有没有被绳之以法，这些我至今都不知道。”

　　600多群众联名要求保杀人凶手杨义的性命；一位管委会人士认为王广良只是“替罪羊”

　　王广良被刺当天，据说有老百姓当街放起了鞭炮。这件事很快广泛传开，并成为街头巷尾凡提“4·8”杀人事件，人们用以诠释老百姓对此事态度的佐证。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条鲜活人命的陨落，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没有了对生命的关怀，竟变成一种奔走相告的欢呼。

　　也有人在传播这条消息时特别加上一个说明，放鞭炮并非针对个人，而是表明当地明火执仗的暴力拆迁太不得民心。

　　与之相映衬的是，连日来，在抚顺市高湾区，百姓已公开签署联名信，要求保杀人凶手杨义的性命。截至4月11日，记者拿到的联名信已签名、摁手印的群众达600多人。

　　“执法者不执法，杀人者不偿命。”一位签上自己姓名的群众同时在联名信上留下这句话。

　　据了解，杀人者杨义事后已被刑事拘留，关押在抚顺市第一看守所。4月9日，王艳秋和一位姑姑曾去看守所，给他送了两件衬衣和500元钱，但没见到杨义本人。

　　对“4·8”杀人事件，官方目前保持着沉默。昨天上午，高湾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一位负责对外宣传的李姓部长，拒绝了记者核实有关细节的要求。他称，此事公安机关尚在调查，官方会在适当时机向社会发布信息。而抚顺市公安局宣传处一位女士表示，领导正在开会，截至发稿时，其所提供的领导办公电话仍无人接听。

　　被刺者王广良据说被提为高湾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才几天，事发时还在公示期内。这一信息，官方亦未给予正面回应。管委会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王广良的任职公示原本贴在管委会一楼大厅的立柱上，事发后就不见了。

　　一位管委会人士评价：王广良死得很冤，只是个“替罪羊”和牺牲品。

　　在辽宁版图上，高湾经济区位于抚顺和省城沈阳之间，是“沈抚同城”的接合地带。全区总面积50平方公里，人口仅3万。

　　时光倒回10年，身为国有农场的高湾还十分潦倒和沉寂。2001年农场负债1.5亿元，5000多职工绝大部分下岗失业、生活困难。

　　从2002年起，高湾开始了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仅3年时间就开发建设了6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住宅，财政收入也以年均13.8%的速度递增。不足3万人的小小高湾，投资密度和经济规模甚至超过一些中等规模的县区。

　　卖地经济的增长模式，在高湾百姓眼中，改变最大的还是农场和司职其中的公务员，“原来穷得丁当响，如今一个公务员都有好几套房子，就连在农场做饭的年终奖都有一万多元。”一位熟知内情的当地群众说。

　　到2006年实施棚户区改造，更大规模的拆迁如火如荼。2007年3月24日，高湾区管委会发表《致高湾居民的公开信》，第九条称，“凡涉及到拆迁的居民，要积极配合拆迁工作，做到通情达理，按时拆迁。对无理取闹、不听劝告、野蛮阻拦拆迁的住户，管委会将依照法律程序予以强制拆除，由此造成的损失全部由该住户承担。”

　　强硬的政令之下，因拆迁引发的民怨四处蔓延。连日来记者多次收到当地居民投诉，所述问题无一不与暴力拆迁有关。73岁的尤素华至今仍拎着一大堆复印材料，为7年前的一起强制拆迁案奔走呼告。

　　2003年，尤家四口人也是被拆迁队员强行从家中拖出，她的外孙、16岁的张林书包被压进废墟，因捡书包与拆迁人员发生冲突，遭到暴打后，却以“暴力殴打警察、妨碍执行公务”被行政拘留10日。受刺激的母亲刘桂玲被医院诊断为精神异常。

　　四人所居67.7平米的三间平房，以每平米430元的价格补偿了两万多元。被赶出家园的前几年，一家四口到处借宿，后来终于买了一套差不多同样大小的房，却花了6万多元。

　　“大部分都是借的，7年了，不怕你笑话，我们就跟个讨饭的似的，现在终于有住的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占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