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噩梦

　　若干年过去，周述恒不得不感慨，自己当初把打工想象得太美好了。

　　他至今仍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记忆犹新:用香蕉水抹去塑料桶上的字。这份工作需要每天工作12小时，月工资仅120元。他每日闻着刺鼻的香蕉水味，拼死拼活干了一整月，月终时不仅没拿到工资，还因为没有擦干净等原因被工厂扣钱，最后反而欠了工厂80元。

　　由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得了急性哮喘。因为这个病，周述恒得以从工厂出来，但是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工厂说他是被“劝退”的。

　　他身边的朋友们也并不比他好多少。周述恒不少从事装修业务的朋友，需要每日用电锯切割建材，却没有口罩可戴。有人为了省钱，甚至干脆住在装修屋里。

　　积年累月的工作给这些农民工的身体种下恶果。周述恒亲眼见到一些农民工得了职业病，回乡后就死去了。还有些农民工，因为长期接触化学材料，生下智障的孩子。

　　更为触目惊心的则是工伤之痛。有一个叫秋娥的工友，在一次开工时，因为成品模具螺丝没固定好，一整块掉了下来，整只右手被齐齐砸断。工厂除了支付医药费外，另外给了一万五千元补偿金。

　　秋娥伤愈后回了老家，没法再找工作。同样是这家工厂，另一位工友被喷出来的足有1000多摄氏度的塑料熔浆打在脸上，当即毁容。可事故后，她竟然没有去找老板赔偿，原因是这个职位能拿到1400多元工资，如果她去讨要赔偿，赔偿金能拿到多少不说，这份工作是肯定保不住了。

　　第一份工作之后，周述恒跟着堂兄一起进了一家镗钢厂搬运钢材。对他那时的年龄来说，这算不得好差事，但总算能养活自己了。

　　不久后，经堂姐的一位朋友帮忙，周述恒又跳槽去了福州市一家钟表厂。在福州，类似的电子工厂很多，已成熟练工的周述恒在不同的钟表厂之间跳来跳去，试图找到一家工资最高的，但结果却大同小异:交完房租、准备好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能余下百来块钱。

　　城管对三轮车“捉了放，放了捉”

　　堂姐的这位朋友叫英子，说起英子，周述恒的脸上流露出光彩，因为他一度与英子成为恋人。

　　英子的原型是福州市城里人。与英子相恋那段时间，周述恒拼命工作，他去了电子城，那里可以只上白天的班，到晚上时，他还可以自己去摆地摊、骑三轮。

　　之所以去摆地摊、骑三轮，是因为微薄的工资无法满足挣钱愿望。周述恒说他堂姐在福州干了八年，薪水总共涨了500多块，涨速基本上没跑过通货膨胀速度。

　　然而干私活也有风险。城管很快盯上了周述恒。稍有不慎，他的地摊货物就会被抄走。最多的一次，当场损失了600多元的货物，几乎相当于他一个月的薪水。这样的结局，让周述恒直想哭。

　　三轮车更是城管“关照”的对象:抄走一辆三轮车，再让农民工赎回，就能收罚款250元。周述恒说，有那么一段时间，福州城管对三轮车可谓“捉了放，放了捉”。

　　1999年时，因为三轮车师傅对城管执法意见太大，甚至发生了集群殴打城管事件，这件事，周述恒也写进了小说。

　　小说里，同乡张志伟为了挣更多的钱而去做了更为辛苦的建筑工，由于太累，在推水泥车的时候从四楼摔了下去，幸好因电线杆拦住，得以保命，但肋骨摔断了四根。

　　同一时间，工友刘全海为前一份工作没有拿到工钱的事而奔波，他最终同意了劳动局的调解:对于拖欠的工资只要一半，不再闹事。刘全海对劳动局办公人员千恩万谢，但就在他拿着盖有劳动局公章的调解书去找老板要钱时，遭到工厂保安一顿毒打。

　　95%以上的农民工归宿相同

　　让周述恒痛苦的除了这些打工过程中的挫折，还有城市里那一道有形无形的“墙”:“融入不了城市生活，就像两个世界的人。”

　　周述恒开始变得很敏感。有一次他去买菜，一个本地人骑着摩托车过来买十斤莴笋，找钱时漫不经心地说:“两毛钱就不用找了，我不是那些农民工。”当场被激怒的周述恒立刻也拿出钱给老板:“老板，五毛钱就不用找了，我就是农民工。”

　　另一次，他去药店买药，服务员看他的农民工装扮，白了一眼说，这个药很贵，你买不起的。周述恒当时就掏出所有的钱摆在柜台上，“这些钱买得起吗？”说完，他又把钱全部收起来，“我今天就是有钱，但我不买了。”

　　这份敏感也让他选择了与英子分手，“门不当户不对，没有安全感。”他最终选择了与同样来自农村的方敏在一起。

　　如今，小说的出版并没有减轻周述恒的焦虑。他说从出版方拿到了一两万版税，“以后根据销量可能还会有一点”。

　　但是，回到福州去当农民工仍然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他也看清了自己的宿命:千百种人就有千百种命，但95%以上的农民工，他们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为中国的城市化贡献自己的青春或是心血后回到家乡，有的甚至带着一身的伤残病痛，终老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薄地里。

　　“国家虽然提供了一个打工的场所，却没有很规范地制定出保护打工者的法律制度。”周述恒说。

　　他现在的希望是女儿的命运能与自己不同，“我希望她将来能做律师，不用害怕遭人欺负，还能帮人维权。”（记者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