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释放后，柳平回到了老家，结果呆了两个月，觉得在老家“太没意思”了。“干”呆着没有事干，乡邻又冷眼相看，自己心里也挺惆怅的，他自然而然又思念起北京来，觉得老家和北京相比有天壤之别。横下一条心，柳平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又像小鸟一样飞回北京。

　　第二次来京打工，他在昌平区的一个大排档里当服务生，工资每个月1100元钱，管吃管住。但活很累，时间又长。从早晨6点起床后，就由老板开着两节车厢的面包车，拉着他去早市采买大排档做客饭用的食材。他负责搬运东西，由于买的东西太多，光搬就得花1个小时。

　　回到大排档卸下东西后，还不能闲着，柳平得负责摆228张桌子，每张桌子配4把椅子，累得他够呛。

　　谈到重新犯罪时，柳平说得非常轻松：“2009年5月14日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了我住的昌平区回龙观。我住在二楼，当我准备用钥匙打开我的房门时，却看到了隔壁的门开着，我就收起了我的钥匙，进了屋子里。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屋子里有一把椅子，一个黑皮包就放在椅子上，我把黑皮包拿起来就走，屋子里的其他东西我也没有顾得上拿。也没进自己屋子，而是找了一个僻静地方打开了黑皮包，里面光有一部诺基亚手机，价值1300元。我把手机装起来，把皮包扔到了垃圾桶里。被盗的人，在我走后不久就报案了。由于我住在隔壁，警察连我一块带走了。我到了派出所就承认了，然后被判刑。这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时间是2009年5月14日至2010年5月13日。”

　　两次进城，两次入狱，柳平说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在大城市里，如果没有文化，又和他一样一点苦也吃不了，是挣不了钱的。

　　同笔者谈起他年纪轻轻就有过两次入狱的经历时，柳平坦言以前没有想过，现在有点后悔。村里的初中同学，有的学习成绩和自己相比差远啦，但是他们考上了大学。“真的很后悔”，柳平又重复了一次。

　　谈到释放后的打算时，柳平说他想上技校，因为老家的人已经在兰州市给他找了一所技校，等上完学，有了知识，他还要来北京打工。他相信，那时候自己的年龄大了，懂的事也多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做事乱来，不考虑后果。

　　当笔者告诉柳平，自己采访了近20名新生代农民工服刑人员，没有一名服刑人员谈到自己的法律观念淡薄时，柳平沉思了一下说，自己不是不懂法，也知道该干啥不该干啥。第一次犯罪的原因是年纪小，怕苦怕累;而再次犯罪时，却存有侥幸心理，看见别人的财物就心痒，想据为己有。

　　他想规劝和自己一样来城市打工的同龄人，“不要见到认识的人干某些犯罪活动来钱快，就去效仿，要正确认识自我，当一个人被发财的欲望、一夜暴富的欲望、仇视富人的心理驾驭后，很容易迷失自我，走上不归路。”

　　5月13日，是柳平重新获得自由的日子，自由是他曾经对城市生活一个最原始的诠释，但却屡屡与它擦肩而过，柳平相信，20岁之后的路还很长，自己不会再次错过。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某监狱的管教民警)

　　他们梦归何处

　　文/卞君瑜毛空军

　　一方面，“民二代”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权利意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生存现状的迷茫，令他们很容易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

　　2010年春节刚过，一场缺工潮席卷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媒体争相报道这些地区农民工劳动力的短缺带给企业的生存危机。

　　而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劳动力市场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一位北京西客站地区的民警向记者描述：元宵节前后，北京西客站每天平均滞留30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地上地下黑压压到处都是人。这些在春节后潮水般涌到都市的农民工，一时无处安身。

　　一份来自科研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目前中国近2亿的农民工队伍中，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民工占到60%以上，成为当前农民工队伍中的主体。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针对这部分农民工，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又叫民二代)”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浙江大学理工学院管理分院副院长游建章这样描述新生代农民工：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三高一低”

　　25岁的王成标在宁波劳务市场已经转了3天，他想找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除了工资上有要求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上班的地方，要有网吧，因为他喜欢上网，但是，这个条件，很多企业却满足不了他。记者在浙江、北京两地调查的100多名“80后”和“90后”农民工中，90%以上的人业余生活以上网聊天为主，因此，工作场所附近有没有网吧，成为他们择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自河南安阳的张宝峰刚刚21岁，已经来宁波务工两年了。春节前，他在宁波鄞州区洞桥镇一家五金厂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但他辞职了。张宝峰说，他之所以辞职，并不是嫌工资低，主要是这家五金厂是个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从事的都是简单的零件加工工作，而他很想学门手艺。“干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就是透支青春，等年纪大了，体力不行了，又没有手艺，企业也就不要你了。人要可持续发展才行呀。”他说。

　　听到他说出“透支青春”、“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词语，记者有点意外。一问才知道，张宝峰的老家比较重视教育，他读完高一后，由于成绩不太好，同时又急于到南方闯荡，便来到宁波务工。今年春节他回老家过年，但感到自己已经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了。“我家就我一个男孩，父母很疼我，我从小就没干过农活，既不会种田，也不想种田。过年回去呆了几天，心里闷得发慌，我更喜欢城市，城市的生活多姿多彩。我父母也不靠我赚钱，他们希望我能留在城里，我也想永远留在城里。”张宝峰说。

　　生于1987年的吴建是湖北人，他重新找工作的理由很另类：原来的单位里清一色都是男同事，耽搁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说到这个理由时，小伙子挺认真的，逗得旁边那些年长的求职者哄堂大笑。见大家笑了，他的脸也变红了，不过他强调自己说的是真话。

　　3年前，吴建高中毕业后到北仑的一家船厂工作，到去年下半年，他每月收入达到2500元，这令他很满意。但是，船厂里全是男同事，生活太单调，船厂周围的企业也很少有女孩子，吴建想找个对象都很难。虽说春节回老家也能找对象，但时间太短无法深入了解，往往谈不成功。“找对象还是找在一起工作过的好，这样志同道合，能相互理解。”吴建说，他希望新找的单位男女员工都有，而且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这样大家可以在一起工作、娱乐的同时，找到自己喜爱的人生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