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丹曾经就读的映秀小学是汶川大地震中伤亡惨重的学校之一。400多名学生中四分之三遇难，47名教师中20人遇难，剩下的27名中80%家中有直系亲属遭遇不幸。当时丹丹班里30多个学生，地震后只剩下几个。

　　原来的校园只剩下了一个旗杆，那里被规划成地震遗址公园。新学校还没盖起来，所以老师和孩子们都在30多公里外的水磨镇八一小学寄读。

　　之前的丹丹，像其他山村的孩子一样，安静淳朴而又充满对山外世界的向往。“那孩子地震前比较乖，学习成绩中等偏下，但对学校的活动很积极，还是学校鼓号队的小鼓手。”学校的老师说。

　　2008年8月，映秀小学在板房区复课。可虽然开课了，学校已经很难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成了接待中心。各级政府领导、捐赠慰问的、前来采访的媒体一拨一拨地来，“在映秀板房区的时候最多，几乎每天都有，有时候一天好几次。”映秀小学副校长董雪峰说。

　　就在记者采访的那天，来了几个电视台的记者，要拍孩子们欢快玩耍的镜头。可都在上课呢，怎么办？董雪峰想了想，于是将三年级正在上体育课的孩子带到教学楼前。

　　已经在学校干了两年社工的张文说，有的来访者，没有经过允许，就到学校、教室里乱拍，完全不管学生是否在上课；还有的人，捐个篮球、羽毛球，学生都要列队集合。去年，张文曾经去镇政府说过，再后来县上要求“有县政府的介绍信才能进去”，情况才好了一点。

　　孩子们的课程大受影响。一名叫李懋的老师描述了去年一年的教学安排：三月到四月，学校还比较安静；到了五月，就不断来人，不断地接待；六月，搞完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学校便接到通知板房要拆，要搬走，没办法，只好提前放假了。9月开学，又开始闹甲流了，又有很多孩子请病假，一请就一个多月。

　　孩子们受的影响不仅仅是上课。

　　每次来人，学校就要组织学生列队集合欢迎。之前，校长都要试广播，发出“喂、喂……”的声音。次数多了，学生们也摸出了门道。一次，正在上课，一年级的一个小男生听见试广播的声音，站起来转身就要跑。老师问：“你干啥？”“又要集合了。”小男孩回答。话音刚落，广播上就传来了校长通知“集合”的声音。

　　一次，一个学生请病假。可老师发现孩子一直在门口坐着没回家。一问，孩子说：“妈妈让我在这里守着，看看有没人来捐东西。”因为每次捐东西，每个孩子都会分到一些。“过多的关注，孩子们被爱心惯坏了。学习没有以前那么刻苦；贪玩，行为习惯变得很差。”董雪峰说。

　　地震后一年，映秀小学的很多幸存学生还被请到全国各地去，有的在那里上学，还有的是去玩。丹丹曾被送到南京治疗。有很多人去医院看她，跟她照相，还送给她很多玩具。至今，那些大大小小的毛茸茸的玩偶堆在丹丹家的床上、柜子上。

　　除了南京，丹丹还去过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这些记忆都留在了丹丹家的相册里。她还在鸟巢和国家大剧院前留了影。这些，爸爸妈妈也只是在电视上见过。

　　地震后，丹丹上六年级。原来两个班60个学生大部分遇难，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转学走了，只剩下了11个学生，其中4个男生7个女生。丹丹说，有个导演要让他们拍电影，还称呼他们“天使四加七”，男生是四大金刚，女生是七仙女。

　　对于这些，李懋老师并不完全认同。“孩子们被拉到大城市去；社会各界都去看望，吃好的、穿名牌，去高档场所享受，这些，山上的孩子以前都没想过，视野开阔了。但同时，孩子们的欲望也膨胀了。”

　　张文还发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一天晚上，他和几个社工发现丹丹和两个女孩，还有几个男人在一起喝酒。社工们担心几个女孩出事，于是在远处悄悄地等，直到孩子们回家。再后来，丹丹的穿着越来越暴露，已经不像小学生了。还有一次，丹丹撒谎向一个香港来的社工要钱，张文暗示那个社工不能给。

　　这些变化一度让张文很不安。究其原因，就是关注度太高了，“她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事情还没有正确的认知。”

　　得知丹丹毕业后一年的情况后，董雪峰很诧异，“可能过早地和外界接触，有点迷失了自己。”

　　“我不上学了。”李伟说。这个19岁的男生是漩口中学高三(2)班的学生。上个寒假学校要补课，他说在家也能学不愿意补；老师不同意，他二话不说，拉着一个关系好的伙伴一起走了。这学期也没去学校。

　　如今，李伟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家里帮父亲看店。店名有点特别，叫“温爷爷到过的小小店”。据说，地震后，温家宝到过他家开的小卖部，后来姐弟几个就给商店取了这个店名。李伟卖东西很随意。一个小孩给了一块钱买泡泡糖，他随手抓了一把递了过去。“没事，每天都是这些人。”

　　形容地震后那一年半的学校生活，他用了“肆无忌惮”这个词。

　　2008年9月，整个漩口中学近千名学生迁到了山西长治市过渡。在一个私人老板的资助下，学校在一个封闭的区域里教学。还是原来的老师，原来的学生，可学习气氛却大不一样了。“老师在上面讲，底下睡觉、看小说、玩手机，干啥的都有。老师也不管。”李伟说。他看网络小说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养的。不仅他，好像所有的男生都在看。大家还互相介绍，讨论哪部小说好看。

　　一年下来，学习成绩嗖嗖地往下滑。李伟说，满分700分，以前他们班大多数人能考400多分，好一点的500多；但现在，都考300多分。李伟说，觉得考大学越来越没希望，干脆不上了。父亲没有硬逼着他去学校，只是说：“不上学，就在家看店吧。”

　　不仅老师放松了，家长也不管了。其实，不管是董雪峰、李懋还是张文，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地震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理念转变得最大。“活着就好。”张文说。

　　去年9月开学，映秀小学搬到了水磨镇的八一小学，孩子们在学校寄宿，一星期回一次家。此后，就不断有家长打电话给老师。大致意思是：只要身体好，学不学不重要。李懋也接到过同样的电话。这个在映秀小学待了20多年的老教师感到很无奈。以前映秀小学教学质量还不错，学校家长都抓得很紧，可现在家长先松劲了。

　　震后至今，映秀小学一次家长会也没开过，“打过很多次报告，可没有家长来。”李懋说，“老师与家长沟通渠道不是很畅通。我们心里干着急，可没办法。这不是我们老师能左右的问题，教育本身就是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紧密结合来做的事情。”

　　有时候，李伟看小说看得无聊，也会想想将来。但想来想去，都不知道要干啥。“或许以后会出去打工，能养活自己就行！”

　　而丹丹却坚持要到外面去上学。采访结束时，她还拜托记者劝劝她的父母：让她学舞蹈，或者在城市里找个学校上学，哪怕在都江堰也行。并且保证，一定好好读书。

　　映秀小学在慢慢地恢复平静。

　　李懋说：“学校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而孩子的情绪不要因外界环境波动太大。”她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一年、两年、三年，还是四年。“不过，那时候我也该退休了。”而这些经历过特殊时期的孩子，他们得到了很多东西，但也有一些错过了，比如无忧无虑的日子，还有学业。(应当事人要求，丹丹、张兰、张文均为化名)

　　“这种变化，地震本身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是大面积的持续关注也是一个原因。”陕西大康心理培训学校校长寇觉中说。2008年地震发生后，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注都集中到了一个地方。这种集中关注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面对这些来自外界的持续关注，灾民经历了从不适应到适应再到期待的心理过程，最终导致心理上的过度依赖。

　　从对孩子的影响角度讲，经历了这场大灾难的孩子，性格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变化，有的是积极的，比如更好地珍惜生命，面对以后的人生；也有一些心理力量不强的孩子，在环境突然发生变化后，出现了一些消极变化。寇觉中说，他在2008年去灾区做心理援助时就曾经到过一所受灾并不严重的小学，看到孩子们面对外界频繁的慰问，孩子们仪式化地载歌载舞，然后等待着发东西。而一个老师告诉他，有些孩子拿到东西后，相互炫耀和攀比。

　　寇觉中觉得：这种施与取的过程，对于孩子，尤其是十几岁的孩子影响最大，会让他们觉得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很多东西，从而影响和改变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和价值观。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关注度的降低，灾民又面临着一个从集中关注到关注度逐渐降低的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自主性强的人能够很快自立，适应新的生活，但还有一少部分人，很难适应新的生活。一些孩子的表现是，变得自私、自我等。

　　他认为，在两年后的现在，社会应该更多地引导灾民自立，也包括孩子。“不能说孩子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你简单地找一个人来代替就行了，而应帮他们逐渐适应没有父母的生活。”

　　地震后，寇觉中曾经在灾区认领了一个孩子。小男孩，13岁，还有一个姐姐。父亲的遇难曾让这个家庭陷入恐惧和迷茫。寇觉中每周都要给这个孩子打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提供心理援助，并给予相应的物质支持。可半年后，他选择了中断领养。“我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具备了自立的能力，我觉得是时候放手了。”寇觉中说，“如果一直替代父亲的角色直到这个孩子18岁，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他说，从心理援助的角度讲，他选择了恰当的时候，让这个孩子自己面对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