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抗震救灾时期的英雄壮举体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那么灾后重建这一伟大历程，使这一精神又丰富了新的内涵。

　　灾后重建，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原样，而是在新的起点上，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西部的发展进步，改善民生，推进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环保，保护民族文化。

　　如果说有一种灾后重建的精神，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应当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２００９年的４月２６日，这是一个让地处海拔２６００米的汶川县萝卜寨村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天早上，清甜的高山泉水经过上万米的饮水管道哗哗地流入村里的主蓄水池，结束了这个羌族村寨自古以来背水上山的历史。

　　通水的那一天，萝卜寨村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数百名村民高兴地跳起了羌族的羊皮鼓舞，他们还为耗资数百万元修建这个饮水工程的广东省江门市援建者献上了代表吉祥如意的“羌红”。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萝卜寨村的饮水难，江门市的援建者们在汶川县雁门乡海拔近３０００米的大山深处修建了取水坝和过滤池，再沿陡峭的山体铺设长达１０多公里的引水管道。经测算，即使是在枯水期，该引水工程也可以满足萝卜寨与其附近村民的饮用水需要。

　　如果说有一种灾后重建精神，那么，保护西部秀美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进了水磨，给我印象最深的，并非震后的破败景象，而是触目惊心的污染。”佛山援建工作组组长刘宏葆这样形容他初到汶川县水磨镇的感受。

　　这里曾是汶川县的工业重镇，也是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汶川县的污染重镇。地震之前，汇聚在这里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多达６０多家。

　　为了找到水磨镇发展的科学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刘宏葆这个先后攻读过物理、哲学和材料学专业的博士干部和他的援建工作组进驻水磨镇后，没有急于“房倒建房，路坏修路”。

　　经过３个多月的调查和思考，他们提出：绝不能让西部生态保护区重走沿海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挖掘当地藏羌文化旅游特色，对先前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在深入地了解这里的人文地理后，他定下这样的目标：打造“人类灾后重建的典范”。中国的、日本的、瑞士的、不丹的……世界有名的山水小镇都启发着他和同事们的创造灵感。

　　为了彻底改变这里的污染状况，他们将水磨镇内原有５８家重污染企业全部搬出；

　　为了让搬空企业的水磨镇有持续发展的能力，他们打造了一个有着浓郁羌族风韵的“生态旅游小镇”，布局了完整的商贸体系；

　　为了使镇中新建的寿溪湖既能保持水的灵性美丽，又能经得住暴雨、山洪、泥石流的冲击和泥沙的淤积，他们几次去都江堰，学习古人治水的智慧。最后，他们请来了为葛洲坝做设计的四川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搞流水模型。

　　今年初，当这个如诗如画又有着羌族风情的“小丽江”终于初露芳容时，就连在当地生活了６９年的水磨镇老居民姚向东，也经常有一种身处异乡的时空错觉。

　　如果说有一种灾后重建精神，那么，极大地提升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给灾区群众带来新观念、新希望同样是其组成部分。

　　甘肃陇南大山重重，行路艰辛。震后两年，大山深处的人家不止是告别废墟，在新家园里开启新生活，更有走出大山在外面的世界里萌生的新希望……

　　陇南市文县尖山乡宋家坝新村３５岁的村民赵会林，去年到深圳一家公司当保安，妻子也到深圳当工人，儿子带到那里读小学。春节回来时带回了近２万元钱，盖起了新厨房，结束了震后在帐篷里做饭的历史。春节过后，一家又去了深圳，计划着多赚些钱能在自家屋子上再盖上一层。

　　“从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回来的村民就是不一样，他们不仅挣了钱，更重要的是重新恢复生产的信心更足了。”宋家坝新村村支书孟小平说。

　　这是重建带给灾区“开放”效应的一个缩影。重建打开了山里农民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寻找发展的机会。

　　多难兴邦。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进步中获得补偿。灾后重建的人间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彰显了中华民族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奇迹的中国人民，必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记者：车玉明、刘铮、侯大伟、叶建平、苑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