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左右,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地区连续发生杀人案件,被杀者全都是女性,多为娱乐场所的有偿陪侍小姐。凶手作案手段极其凶残,对受害者都是先杀后烧。那个地区一时间人心惶惶。
傅政华又把武伯欣和一些专家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他对我说,这个案子有难度,让我一定要帮他。”
这起案件告破后,傅政华对一些案外情况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分析,“我们在一起聊过,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都跟歌舞厅有关,这是一个源头。”武伯欣和傅政华当时达成了一个共识:破获一两起案件不是治本之策,而是要做一些根本性工作,比如严格管理这些滋生社会问题的娱乐场所。
他们后来还办过一个案子:一位“敏感人物”去类似“天上人间”的地方玩,手机被有偿陪侍小姐偷了。傅政华与他在调查时一个个找有偿陪侍小姐询问情况。武伯欣觉得,正是由于不断发生类似案件,使傅政华很早就决定严厉打击这些娱乐场所中的违法违规现象。 “所以这次在他上任之后的‘扫黄’行动,也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经过长期思考的。”武伯欣认为,这应该是个长期行为,也是这么多年来要从根子上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要走出的一步。
曾任公安部刑侦局四处处长的李东海80年代就认识傅政华。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对傅政华最初的印象是:个子不高,人很精。进一步接触后,他感觉到傅政华是一个“细心、严谨、讲科学”的人,同事关系也非常好,跟他合作的人都相处融洽。
更为重要的是,傅政华虽然是刑侦专业出身,却并非无情之人。
有一年在海淀区昆明湖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侦查发现是一起情杀:妻子在外面偷情被丈夫发现,两人发生争执和扭打,丈夫在暴怒之中杀死了妻子。
武伯欣跟傅政华说,能否从公安这方面建议从轻处罚,“不要给这个丈夫判死刑,因为他们还有个很小的女儿。”而且凶手也是道德上的受害者,并非故意谋杀。
后来,这个丈夫果真没有被判死刑。“我估计是他过问了这个事情,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他的善良。”
武伯欣说,在这次“扫黄”行动中,上千名有偿陪侍小姐也是被遣散,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收容和劳教,“很多事情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他能做到这一点。”
不唱歌的公安局长
熟人印象里的傅政华,不吸烟不喝酒,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看书、研究问题。“这20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对刑侦工作一如既往地热爱。”武伯欣和他相熟20多年,从来没有一起唱过一次歌。
2009年以来傅政华参与黄光裕案的调查工作。该案牵扯不少高级警官,如公安部部长助理、经侦局局长郑少东,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等。
武伯欣说傅政华应该也是该案负责人,“这些人很多都跟他当过同事,至少也都有过交情。但是他办得很彻底,没有顾及旧日情面,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很有分寸的。”
李东海说,傅政华在公安部的四年里人缘极好,他领导的团队很有凝聚力,“他比较年轻,没有太复杂的人际关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孟宪文,过去曾是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副局长,他第一次见到傅政华的时候,对方还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年轻警员。孟宪文认为,傅政华相对快速的升迁得益于他的聪明能干、善于团结人,“他对待周围的人一直很虚心,即使后来职务高了,他仍然是不叫‘老师’不开口,待人非常亲切。”
在李东海等人看来,傅政华既有刑侦人员的雷厉风行、行事果决,又有一个出色管理者需要具备的知人善用、谨慎细致。
这一点,武伯欣也深有感触。
有好多年,每年春节前,傅政华都会把北京市刑侦界的专家和学者请到一起聚餐,他自己从来没有缺过席。“吃饭是小事,但是这样的举动,表示他始终惦记和感激这些人。其实,这些人也真是可以帮他的忙。”
武伯欣说,以前傅政华经常去公安大学找他吃饭,“就在门口的几个小饭馆。一直到他成了副局长,我们仍然在小饭馆里,边吃饭边谈案子。”
不过,虽然傅政华平时对下属非常体恤、关爱有加,在工作上却是严格到近乎苛刻。
武伯欣告诉本刊记者,傅政华有一个习惯,一个案子部署下去后会定期督查。他会把案件分成几条线后派人去办。他常对办案人员说,你去查这条线索,如果在你这个线上出现问题,你就不要再担任队长了。他要求底下的人尽职尽责,否则就严格问责。
武伯欣说,傅政华经常顾不上家人,“他家最早在公安大学的西面,很简朴,他也不大讲究待遇。”傅的妻子不在公安系统工作,也很少出现在他的同事面前。
自从傅政华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市公安局提拔了一批搞刑侦的能手。比如现任北京警察学院院长的左芷津,曾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还有原来东城刑警支队队长马曦初,也属于专家型骨干,已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任副总队长。
搞了一辈子心理分析的武伯欣说,他觉得傅政华属于“粘液质”性格的人:内敛而稳重,却不易动摇,认准了目标就会积蓄力量直到达成。
新局长的挑战和任务
不过,在北京市公安局长任上,傅政华将面临新的挑战---除了需要转向全面管理,如何应对新职位的特殊性,更是他真正面对的难题。
武伯欣在北京搞了多年刑侦工作,对于首都公安工作的特殊性非常了解。
“北京无小事。其他省份发生了案件,都不会有北京这样大的影响力和震动。在北京有任何案子,都会马上传遍全国,甚至全世界。”他说,加之北京大机关多,“历任北京公安局长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些案件在外地能过夜。在北京就绝对不能过夜。国际影响太大!”
2010年2月傅政华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曾讲到,傅政华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以来,“加大对重大恶性案件的攻坚力度,对犯罪分子形成了高压震慑态势。案件侦破率连续5年逐步上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不过武伯欣讲,北京近年来一直处于“特殊时期”: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等,“那是一种非常态势的治安手段。一般大型活动之后刑事犯罪率似乎都比特殊时期多,现在才是常态。”
北京市的公安工作在上一任局长马振川时期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由严打模式转变为整体防控,其核心是从“运动式打击”转变为“全时空打击”。
2005年启动这项改革后不久,北京就开始备战2008奥运,通过公安部的统一调度解决了整体防控战略中警力不足等根本问题。但60年大庆结束后,北京已无法依靠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援,整体防控开始接受真正的考验。
而且在全面主持北京市公安工作后,刑侦出身的傅政华所面对的不只是必须惩罚的犯罪分子,他还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来维持北京的稳定局面。
武伯欣发现,傅政华上任以后加大了北京各区县公安局接待群众来访、为群众调解和解决问题的工作力度。“维稳工作在北京很重要,公安局作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不是要让人们在高压下服从,而是进行情绪疏导和各种服务。”
“傅政华是一个做事很有章法的人,这种做法应该也是出于一种长期的设计。”他说。
傅政华就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后第一个引人关注的行动就是“扫黄”,不过武伯欣并不认为这个行动有复杂的动机或者政治背景。
“这是减少刑事犯罪必须做的工作,在原来的工作中,傅政华早就有这种体会了。”武伯欣分析说,“等到他有机会做,有决策权的时候,就非常果断地做了。这是他的行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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