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也叫，右也跳”，占据着不同报纸最重要的版面，而真正占人数“半壁江山”的中产阶级，则或无声无息，或躲在日渐式微的副刊里，等着被激进派冷嘲热讽。

　　也因之，吕大乐和雷鼎鸣都表示，香港媒体并不能真正反映香港社会状况，因为有很大一个人群并未发出相应的声音，雷鼎鸣说，如果只根据报纸来判断香港社会，那么“香港应该早已经崩溃了”。

　　香港中产，就在这种不喜欢被代言，也不喜欢被报纸“激动”的状态下，成为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而在社会政策往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今天，他们的利益也在沉默中被忽略和轻视，处于“不被羡慕”的尴尬境地。

　　建言：不要让中产“在沉默中爆发”

　　虽然沉默，但“大多数们”毕竟是有力量的。香港2003年“七一”50万人上街，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便是中产出动。

　　吕大乐告诉记者，虽然中产倾向于动用自身资源解决问题，着眼于“经济”，但这个群体同时也是“非常在意长远发展和价值观”的群体。

　　这意味着，一旦多数中产意识到，现有政策、价值观和发展路径已偏离了其认同的底线，到了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的时候，也就到了中产爆发的“临界点”，而中产的爆发，以其人数之巨，很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社会震荡。

　　为免于此，分析人士告诫四点：

　　一是建立政府与中产代表相对稳定的沟通机制，倾听中产阶级心声，避免累积矛盾至积重难返；

　　二是政府避免出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式政策，要在日常行政、立法及财政预算中统筹兼顾，财政收支方面要尽可能专业、理性，避免民粹化倾向；

　　三是注意“拆弹”，及时化解关键环节的重点矛盾。雷鼎鸣表示，房地产政策与中产阶层息息相关，必须妥善处理相关政策，否则将无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壮大，因为“一次房地产泡沫破裂”，便可能将许多人的房产变成“负资产”，从优裕的中产沦为“负翁”；

　　四是关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诉求”。吕大乐告诉记者，在不损害基本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香港中产一般对签署CEPA、特区政府财政“派糖”等持积极态度，因为这是在“做加法”。但这些利益优惠，绝不能以换取中产既有的价值观为前提。

　　在香港的政制发展上亦如是，中产不希望走一步看一步，而是希望未来之路清晰可预见，因为这才与他们既有的人生经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