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转型的“牛鼻子”

　　“第一次改革主线是体制转轨，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经济总量。第二次改革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型，目标是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实现民富国强。”迟福林告诉本刊记者，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对后30年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其中的关键是政府转型。”

　　他分析指出，“政府转型决定‘十二五’改革全局。”比如，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决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

　　“从现实情况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投资-出口为主导；以批租土地为特点；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非改不可。”他认为“十二五”期间的体制改革，政府转型应该是“总抓手”、“牛鼻子”，“政府转型是一场深刻的改革，这涉及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中央地方的博弈等多个方面。”

　　比如，具体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相关。现阶段，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使公共财政体制难以建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倾向于长期压低劳动力报酬，使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偏好“做大蛋糕”，使“分好蛋糕”的矛盾逐步突出。

　　因此，迟福林具体建议，以缓解收入差距为目标，“十二五”初期要尽快启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资源红利的社会共享为目标，实现国有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进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财产性收入的体制基础，逐步缓解并缩小居民过大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建立实施工资谈判制度和工资定期增长制度。

　　同时，应确立政府在“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例如，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在15%左右；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65%左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城乡收入差距从2008年的3.31:1控制到3:1以内；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30%左右。”

　　具体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迟福林建议，需要建立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公共职责分工体制，包括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使其法定化、可问责；探索建立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平衡的体制，按照政府间财政能力均等化的要求，实现由层级财政向辖区财政的转型。以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为重点，建立辖区财政能力均等化机制。强化省、市两级财政的辖区责任，保证县级财力；推动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的联动改革。

　　在推进行政区域体制改革中，应推进财政上的“省直管县”向行政上的“省直管县”过渡；将发展潜力非常大的大城市增设为直辖市，将部分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增设为副省级城市。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县改市或改区。继续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探索实行在大部门体制内部分离决策部门的执行职责。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执行权，建立执行机构。强化监督权，成立独立的监督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