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村庄的文化根脉留下来”

　　2009年春天，王可举家的老宅子被咸阳市考古单位认定为是王徵故居，并确定为重大考古发现。当时，王可举还写了篇祭文。祭文中，他对这位对国家、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祖先表达了景仰和怀念之情。

　　读书不多的王可举热爱文化，近年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收集王徵的资料上。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祖先绵延数百年的荣耀，也是家族的文化根脉。

　　王徵墓被挖掘后，王可举四处奔走反映，他说，要给老先人一个说法。

　　而反映问题的过程中，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证明你是王徵后人，拿证据来。他说，在一次“谈判”中，对方让他拿出血缘证明，“那不就是做DNA嘛。”

　　虽然每年清明上坟，从小跟着爷爷、父亲上坟，还记得幼年时祖宗坟头的石案。可这些能说明什么呢?王可举只得拿出家谱。这本发黄的家谱上，表明修谱的时间是清代，王徵是家谱上的五世祖。“家谱幸亏‘文革’时被西北大学的李之勤教授借走了，才得以保存。要留在家里，肯定都毁了。”王可举说。这本2005年才回到王可举手中的总家谱，再加上小家谱，使王家的传承根系分明，清清楚楚。

　　也许，让王可举纠结和焦虑的，还有村庄文化根脉的日渐式微。

　　泾阳一带，自古是关中文化根脉所系的地方。尖担王村，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村庄，也是一个尚有丝丝文化根脉的地方。

　　王可举的家，是一处虽不复往日气势，但仍有遗韵的明朝老宅，已被认定为王徵故居。当年的高屋大院，如今只剩下两边的厢房，滴水檐下的石板青油油的。大门口，断石残垣，散乱堆放着祖先的石碑以及雕花的石蹬。

　　屋檐下，有两块完整的石匾，一边是“君子乡”，一边是“鸣珂里”。这是旧时村庄城门两侧的石匾。据考证是王徵的手迹。

　　王可举还记得被拆之前的村庄土城墙，那是明代的，1965年时被拆。“父亲在世时，这两块石匾让人拉去盖红苕窖了，我给了人家100元，拉了回来。那人说，既然是先人留下来的东西，就存下来。”他说。

　　王可举还记得，家里的老宅，主体曾是高大的窑楼，明朝建筑，雕梁画栋，很漂亮。文革快开始时，父亲主动把祖屋拆了。“房是招牌田是累”，怕被定为富农的父亲，因为拆了房，才被定成了中农。

　　至今，王可举记得父亲的后悔，也记得父亲的无奈。

　　1996年，王可举在家中迎接了一个客人，他就是老将军张震。1936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在这里整修，时任团长的张震曾在王家住了8个月。“那次他一下车，就说，60年了!进了厢房，说，我住这儿，警卫员住那儿。老人来时，拿的地址还是鲁桥庙南河西王家堡东门里。只是如今庙被拆了，城门也早不见了。”王可举回忆。

　　如今，对经历过文化浩劫，又经历了经济大潮的尖担王村来说，文化的根脉还是顽强地存在着。王可举家对面，一户人家门口还放着一对精美的雕花石蹬。村子旁边的田野里，麦收后的地里还散落着一些石碑。那是王家祖先的石碑，上面的碑刻精美。“原来，老祖先坟上的石门、石羊都全着呢，小时候我们也在那儿玩。现在就剩下一片地了。”王可举有些惆怅。

　　3年前，王可举和族人商议着，成立了一个王氏宗族事务管理委员会。他们想给王氏家族修个祠堂，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把祖先的墓碑迁了回来。这个墓碑是2008年找回来的，已断成两截，一截盖水渠，一截在三原县一户农民家当踏脚石。

　　在老宅子里，王徵的画像被供在主要位置。在“明代科学家王徵”的一个资料旁，挂着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那是王可举的父亲写的。

　　多年来，每逢清明、年节，王家人都要去祭拜祖先，缅怀先祖。今年，坟被挖了，他们依然去祭奠，还放了炮。“这是我们的根，祖先留给我们的骄傲。我们希望这些文化的根脉能留下来。”王可举说。

　　王徵其人

　　无论身后事多么纷纷扰扰，王徴注定是陕西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一直关注和研究王徴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丁瑞中认为，王徵这个历史传奇人物，是明清之际中西会通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名气没有徐光启那么大，可能一是因为他做官时间不长，共3年多时间;另一方面，王徴本人虽是明朝死节的忠臣，也是天主教徒，而清朝时对传教行为开始严查，王家刻意低调，也有一定的关系。

　　王徵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儒生士子。他仕途坎坷，自从24岁中了举人，此后“十上公车”，一直不中。直到万历年间中了进士，已经是52岁的年纪。此时的他，在乡间已有盛名，人人闻之庆贺。

　　中进士后的王徵赴任直隶广平府推官，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回家丁忧三年。再去扬州上任，不到一年，继母去世，又回家守孝。等到孝满，被好友推荐监辽海军务，不料部下叛乱，好友被处刑，王徵后遇赦返家，已是60多岁。

　　此后的王徵，再也无意官场。虽然他在任时，名声清隆。

　　他在直隶做官时，办案严明，不偏袒权贵，也不冤枉好人，曾写下对联自警：“头上青天，在在明威真可畏;眼前赤子，人人痛痒总相关”。

　　在扬州时，魏忠贤权倾朝野，当地长官要为其建生祠，他竭力阻止未果。建成后，只有他和同乡拒绝去朝拜。时人赞其劲节，被称为“关西二劲”。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却并不迂腐。早年便对技术感兴趣。曾经设计农民用于灌溉的“鹤饮”、自转磨、代耕、轮壶等水利工具和农具，著有《两器略》、《远西奇器图说》等书，都是关于机械工程的。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使他无愧于科学家的称号。

　　王徵一生最为传奇的，还在于他是第一批中国的天主教徒。他进京赶考时，认识了当时的名士李之藻等人，其时利玛窦到中国传教，李之藻与其交好。很可能王徵和利玛窦等人都有交集。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是他的好友。大约在40多岁时，他受洗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教名斐力伯。

　　王徴所处的历史时代，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历史关键时期，当时，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成功，影响了一批中国士大夫。同时他也把中国文化带回西方。王徵有着坚定的天主教信仰，曾著成《畏天爱人极论》，阐述天主教思想。身为儒家的他，曾因无子被家人逼迫纳妾，写下情真意切的忏悔文。台湾学者黄一农在 《两头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中，对王徴有专节描述。为完成此书，黄一农还曾亲赴王可举家访问。

　　据丁瑞中介绍，更为可贵的是，今天我们使用的汉语拼音，王徵是其中重要的推动者。当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言语不通，遂著有《西人耳目资》，就是说语言就像人的耳目一样，这本书正是一本字典。王徵资助其刊印，并在其中进行了大量的校对、修改等工作。王徵归乡后，在家乡建教堂，进行赈灾、防盗等慈善事业，还曾在泾阳设天文台——— 景天台。这个天文台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拆除。

　　公元1643年，李自成攻陷西安，请王徵做官。王徵手题墓门之石，按剑等候来使，欲拒绝不成就自杀明志。不久，崇祯皇帝自杀。王徵绝食七日而死。死后，因一生操守，被称为端节先生。记者 江雪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