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尚未正式签订协议之前，河南及天津均传言富士康即将在当地建厂及扩建，而且相关员工招聘工作也已提前布局。员工加薪压力及人民币汇改重启后现小幅升势，“内忧外患”加速了富士康迁厂内地的步伐。但应当看到的是，中国人口红利时代正逐步远去，如果代工企业不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仅靠迁厂内地的举措同样难保其长治久安。

　　长期以来，大批低廉的劳动力供给是富士康等代工企业获取市场的法宝。近期富士康提出员工加薪计划，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股价应声而落。其实，富士康也深知员工加薪对其自身经济利益的猛烈触动，只是顾及到员工心理问题久拖不决所引致的舆论谴责不得已而为之。向内地迁厂，或能在短期规避大规模加薪的阵痛，但是如何适时改革内部用工机制、人口红利时代终结后的赢利点又在何方，众多代工企业面临“生死抉择”。

　　随着首批农民工卸甲归田，新生代农民工正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已没有父辈们对土地的依赖情结，从小与传统农业绝缘的生活经历，让他们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对于幸福的理解，除了有与劳动付出相匹配的工资水平外，享有个人生活空间、提升技能水平、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质量等都是他们苦苦追寻的目标。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他们与既有用工制度之间的冲突也频频出现，2007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其实就是理念冲突的具体体现，而近期频繁出现的劳资矛盾则表明冲突在进一步加剧。以此而言，仅仅依靠迁址内地，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代工企业的发展之惑。以国内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趋势判断，即便内地劳动力成本低于沿海地区，但是这个成本优势的持续时间并不会太久。

　　事实上，只有长期制度性突破才能够解决制造业转型的难题。随着用工成本的提升，企业只有不断往附加价值高区域移动才能持续发展。但由于企业利润积累无法提升员工待遇，所以在模式转型的初期，需要行政力量的扶持才能够打破僵局。因此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行政力量有责任出手完善市场环境，在企业转型过程中提供政府服务。

　　这其中，除了地方政府向入驻企业提供土地等各项配套要素外，培育素质较高、人员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也尤为重要。因此，以政策支持平台迎接大批新生代农民工入城，已然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现实命题。具体举措包括但不限于：扩大公租房的供给规模，满足收入水平较低农民工“体面”居住的需求；将农民工的教育、医疗、保险等需求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规划之中，提升福利制度的覆盖面；财政出资提供学费合理的技术辅导机构，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和技能提升等。此外，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应有所健全，以迎合新生代农民工强烈的劳资公平意识。劳动力供给环境的与时俱进，将为企业向高附加值领域攀升奠定扎实的基础，是为实现劳资双赢的前提条件。

　　富士康等大型代工企业的迁址行为预示着，由沿海向内地波及的一轮企业洗牌正在上演。传统代工企业继续依赖低成本维持运行之路已经被封堵，只有跳出固有思维才可能博得一线生机。 (马红漫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