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

　　哭丧人彭英觉得，一些年轻的入行者并不尊重这个职业，只是拿了钱完成任务

　　胡兴莲有专门的哭丧服，她自己设计的。这些年，她的哭丧服有过很多变化。

　　她说，哭丧后，她做过很多尝试。模仿电视里戏服的样子设计哭丧服，套用一些戏曲的段落，自己改词，做哭丧的歌。

　　她希望能让人记住自己，希望更多的人请她。

　　2003年，她的第一次哭丧就让人印象深刻。“我加上了动作，比如下跪之类的。”那次丧家非常感动，第一次哭丧，胡兴莲得了50元小费。

　　记住她的，还有乐队，“这能让更多的乐队请我演出”。

　　很多哭丧人，不唱《哭爹》，即使丧家给上千元小费也不唱，因为《哭爹》是把逝者当爹哭。胡兴莲唱。她说她不在乎这种丢人，“丢人的话，还请我们干什么?”

　　“哭丧是整台演出的一个节目。既然乐队收了钱，不管给不给小费，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胡兴莲觉得，哭丧人应该尊重自己做的事。

　　做了十多年职业哭丧人，31岁的成都人彭英认为，哭丧是要包含感情在里面。她觉得，一些年轻的入行者，并不尊重这个职业，只是拿了钱完成任务。

　　彭英15岁就进了板界。初中毕业后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送她学了这个。为此她还当过学徒。

　　现在的哭丧人一般不收徒弟了，收一个徒弟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哭丧人金国荣说，这不是一份安稳的工作。

　　她说，为了节约成本，乐队要求哭丧人除了会哭丧，还得会唱歌、演小品等。

　　彭英也说，哭丧人只有成为多面手，才能赚更多钱，否则养不活自己。

　　这需要快速的角色转换。哭丧时流泪哀泣，哭完之后，转脸便要调整情绪，进入下一个表演状态，很可能是逗人笑的小品。“从哭到笑，就像川剧的变脸”。

　　乐队晚上做丧事，白天有时还接喜事。大多数人会尽量不让人知道自己哭丧的身份。

　　胡兴莲说，因高强度工作转换，哭丧人很容易犯错。比如，在喜事上脱口而出“请新人入灵堂”。说错了话，不但不会收到钱了，还会挨一顿打。

　　她也犯过类似错误，只是最后硬生生地把悲字改成喜字，“打马虎眼才混过去”。

　　除了哭丧，胡兴莲也学习乐队的其他项目。后来她能够做歌手、主持人、小品演员，有时甚至能充当鼓手。

　　她在圈里出名后，有人专门请她哭丧。她说，最远她被请去过山西哭丧，被四辆奔驰车接去。

　　生活

　　有一次到电视台做节目，嘉宾说她赚死人钱，为了钱放弃尊严，胡兴莲尴尬不已

　　在很多年里，胡兴莲一个人住，她养了宠物狗陪着自己。

　　她说最难受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家后的孤独。她每天都想将自己累得精疲力竭，回家什么都不想，倒头就睡。

　　她一直觉得亏欠儿子，她说拼命赚钱，是希望能从经济上补偿儿子。儿子现在自己开演艺公司，她能资助一些。

　　离婚十五六年了。她也曾再婚，但儿子跟那个男人常打架，后来她又离了。

　　朱毅力说，他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发现胡兴莲的邻居几乎都不与她来往。胡兴莲以前住的是老房子，带院子的那种。周围都是原来单位的同事或熟人。但几乎没人与她来往。

　　胡兴莲说，时常能感受到别人眼光的异样，“那种眼神，远远地看着你就绕着走。虽然不说什么，但能明显地感觉到。”

　　2006年，有电视台邀请胡兴莲做一期对话节目。有嘉宾认为她是在赚死人钱，认为她是为了钱放弃了尊严，并且在宣扬封建习俗。

　　那个现场，令她尴尬不已。她至今不愿回忆。

　　张建和金国荣说，做这行，难免让人有些忌讳。他们在聚会的时候，经常是，朋友过来打了招呼，马上找借口走开了。“我知道他们不想挨着我们坐。”

　　据介绍，职业哭丧人多为女性，他们的丈夫多是同行。彭英说，“一般很少找外行的，这样工作方便点，而且也少了一些麻烦。”

　　“别人看不起，我们自己要看得起自己。”金国荣说，“我们出去表演，都称各自老师。比如主持人会说，有请某老师表演节目。”

　　板界的人会互相支持。2002年的时候，重庆板界上百名乐手自发聚集在一起，为一名车祸身亡的萨克斯手举行了追悼会，很多到场的人并不认识死者。这些乐手多是下岗职工。

　　不过，胡兴莲觉得，只要丧家认可，只要能赚钱养家，自己就是成功者，“其他的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