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抬高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层次,能否解决当前的问题?

　　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利益并不一致。目前广东、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养老金账面上沉淀着大笔资金,可还有很多不发达省份年年都要靠国家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当期的养老金发放。在这种二元结构非常明显、统筹层次又非常低的情况下,一旦贸然提高统筹层次,就会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必然产生道德风险。

　　这种道德风险势必造成地方之间的博弈,而博弈的结果会导致养老保险制度的实际收入减少,受益人却可能增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会形成逆向选择,也就意味着这样的制度改革不具有可持续性。相比较而言,反而是维持现在这样的局面会比较安全。

　　“缴费全部归入个人账户,实行8%的固定利率”?

　　记者:有观点认为我国当前统账结合的养老制度走进了死胡同,您怎么看?

　　郑秉文:基于我刚才的分析,当前这个制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个人账户部分面临着空账与实账的两难问题;另一方面,统筹部分又存在统筹层次过低和投资机制难以变革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当前养老制度所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只要中国还有另一个高速增长期,就必须要改造这个制度本身。

　　记者:是否还有通过改革来解决当前问题的可能性?

　　郑:现在我们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中,相当于工资20%的部分由单位缴纳,用于社会统筹;相当于工资8%的部分由个人缴纳,记入个人账户。我的主张是,把所有这些缴费全部归入个人账户,实行“记账式大账户”的模式。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可以领取的养老金将大幅增加,也意味着养老金的统筹层次得以提高。

　　以经济学语言来讲,只要你的缴费和你的权益之间存在精算的中性关系,那么就可以不受外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影响,这就好像我们把钱存入了银行,集中起来变成一个资金池进行投资;政府部门可以将其用于最好的高回报率的投资项目,同时承诺给民众一个固定的高利率。

　　如果采取这种模式,对所有账户统一实行8%的固定利率,这样的利率可以盯住中国的经济成长率,而且可以保持资金池的平衡性。我在那个课题中做了测算,这个模式到2070年都是可持续的。目前已有包括“福利之窗”瑞典在内的7个国家实行了类似的制度,而在中国当前的养老制度基础上进行改革,是可以平滑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