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别人说闲话又有什么用”

　　母亲于化玲近乎苛刻的节省并不只是农民的习惯，这个瘦弱妇人要承担太多的东西。她一度要养活家里的3个男人，生病的丈夫和两个儿子。

　　20年前，于化玲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留守在家守着儿子过着平淡生活。

　　1987年，大儿子出生，因为家里用的是土炕，就顺口给老大起名“炕炕”，大了学名就叫冯英龙。1990年，小儿子出生了，乡里收取了他家910元的超生罚款，于是给小儿子起名叫“款款”。

　　款款刚过满月，于化玲的丈夫便去了上海，跟着一帮老乡在市场卖菜。此后，每年丈夫能回家两三回，回来时总会带回几千块钱，那段光景是他们家经济最宽裕的时候，连开厂的亲戚都曾跑来借钱。

　　2000年初，夫妻俩用7000元买了块宅基地，筹划用剩下的三四万元盖个二层小楼。刚把地基平整出来，准备夏收忙完就开工建房，这时，丈夫却被确诊为脑部恶性肿瘤，已到中期，手术住院和接下来的化疗，不消半年家里的积蓄和丈夫的头发全光了。

　　2001年初，眼看着家里坐吃山空，而丈夫的病情仍无好转，两个儿子又在长身体，于化玲决定外出打工，同村的老乡带着她来到江都。

　　从此，家里所有的负担都压在这个女人的肩膀上。于化玲的三轮车上放着一个耙子，每当在街道上遇到垃圾堆的时候，她都会用耙子扒拉一下。在城市里拾荒的人很多，只有运气好的时候，才可以捡到一点废品。收废品的利润也很薄，一斤纸盒子有一毛差价，一斤废铁有2毛多差价。她每天上午收废品，下午将废品整理分类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偶尔也可以收点用得上的东西，比如身上穿的衣服、用的手机和小儿子现在上班骑的自行车。

　　春节前是收废品的旺季，辛苦一个月能有近2000元的收入，但二三月份是淡季，每月也只能有个六七百元的收入。最初俩儿子在家上学花不了多少钱，钱主要给丈夫看病。这9年间她很少回家过年，每年腊月都是收废品的黄金季节，她舍不得放过这难得的机会。但越是临近初一的时候，车票也越贵越难买，她更舍不得花钱，只好等到初五过后，才回家看看。2006年春节前，老家打电话说丈夫病重，初二那天于化玲回到家，到了初四早上，丈夫去世了。过了十五，于化玲安葬完丈夫，就独自一路流着泪又回到了江都。“村里有闲话说我心宽，但哭有什么用?怕别人说闲话又有什么用?儿子是我的，我要好好挣钱把孩子培养成人，这才是真的有用。”

　　穷富是一回事人品是另一回事

　　丈夫去世时，大儿子冯英龙刚上大学，小儿子冯款刚上高中，于化玲肩上的负担不但未减，反而变得更重了。她要把每月挣来的那点钱分成两份，一份寄给苏州的冯英龙，一份寄给邳州的冯款，而她自己几乎就不花钱，每月的生活费开支基本不超过100元。“穷富是一回事，人品是另一回事。”在江都市惠民东路，退休干部夏禹治说，附近的许多居民都对这个拾荒妇充满敬意。

　　以前他对收废品的没有太多好感，虽然也觉得他们风吹日晒很辛苦，但总不放心他们的秤。一次，夏先生把家里的废报纸、酒瓶子等收拾出一大堆，放到楼下自家的自行车棚准备卖掉。邻居提醒他说，如今卖菜的、收废品的时常都是大秤进小秤出，于是他琢磨片刻，拎着家里的水壶去了街口的工商所，灌满水后放到公平秤上一称：9斤3两。

　　回到家不久，就听到收废品的吆喝声。

　　“你秤准不准?”

　　“俺的秤要是不准，你就顺手给俺折断。”那个人把胸口拍得咚咚响。

　　“你把我这水吊子(水壶)钩钩，看有多重。”那人没有看出老夏的用意，用秤一钩，“七斤二两，绝对没有问题。”夏先生把话挑明了说，那人悻悻地推起三轮车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收废品的老汉，结果还是差不多。

　　邻居大嫂看到夏先生这样较真，开玩笑说：“老夏，你比奸商还精!”老夏说：“我不是精，我是想用秤来称人心。”

　　于化玲推着车子进来了，老夏一边问着价格，一边盯着她手里的秤。老夏照旧说：“你把我这水吊子钩钩，看有几斤重?”

　　于化玲钩偏了点，壶里的水倒出了一点，“老板，壶跟水一共是九斤二两。”老夏高兴了，坦率地告诉她：“你可是我遇到的秤最准的人。”

　　面前这个瘦小的女人一下子让老夏有了好感，于是他一边帮着捆扎报纸，一边和她闲聊起来，听于化玲说起自己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更让老夏产生了好奇，在随后的问答中，老夏大致了解到于化玲这么多年的经历，一下子对面前的农村妇女肃然起敬。

　　于化玲将废品逐一装车后，从车前筐掏出口袋准备付钱。老夏说：“算了，看你这样，钱就不要给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本来就是废品。”可于化玲很硬气：“不要钱，我就不收你的废品。”

　　尽管“一个人在外边，感冒时都没人帮着去买药”，但这个善良的妇人从来不吝于帮助别人。

　　在商业公寓，听到于化玲的吆喝声，10栋的周女士将她叫上四楼，将一堆废品送给她，推让着说下回一起算钱。周女士说，她母亲腿伤不能行走，有几次是于化玲用三轮车把老人拉到医院换的药。

　　为母亲“骄傲”的大孩子

　　冯英龙说，他大学时爱好摄影，今年元旦看到网上征集《中国人的一天》摄影作品，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说即使没有这个影赛，他也会为妈妈拍照片，“爸爸在世时，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留下照片，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他会这么快离开我们……”

　　他说，他并不觉得让别人知道妈妈是收废品的就丢脸。以前上学的时候，看到条件好的同学，也恨自己为什么长在这样的家庭，现在自己工作了，为妈妈感到骄傲，“她为我们兄弟俩做了那么多，我们怎么能嫌弃她?她再苦再穷也是我的妈妈。”

　　在儿子的“骄傲”背后，是母亲于化玲木板床凉席下一张张汇款回执，金额从300到1000元不等，白花花一大片。收款人一栏一律都是两个“前世债主”的名字：冯英龙和冯款。

　　冯英龙在苏州上大学的第一年，学费和住宿费将近6000元。从第二年开始，学校将他的学费减半，但每月500到600元的生活费却免不了。大学三年，每年花费一万元左右，这都是母亲拾荒一分一毛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