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个人尊严

　　新生代还对政策十分关心，只要有新政策出台，他们就要求工厂同步

　　维权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之一，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们也更为注重个人的尊严和权益。

　　来自湖南的汪宗兴，原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工厂统一租赁了附近村民的出租房，每套房3个房间，每个房间住10个工人，工厂每月从每人的工资里扣除30元钱作为房租。由于人多，房子里充满臭袜子的气味，每晚冲凉要等很久，晚上必须10：30睡觉，每套房子每月只能使用60多度电，多出的部分由工人支付。

　　他爱在下班或者放假时弹吉他，住在集体宿舍里显然不自由，因此，他搬出去，和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的3名工作人员合租了一套共有4个房间的房子，加上水电费，每人每月花费200元。他可以在业余时间自由地弹吉他了。他的房间里只有一个窄窄的衣柜，一台旧电脑、一张床和两把吉他，但收拾得非常干净简洁。

　　房租加上伙食费、话费、上网费等，他每月开支1000元左右，他的收入1500元，所剩只有几百元钱。但他仍然认为值得，“工厂的条件太差了，食堂的饭菜都没油，米饭是黄色的，而工厂外面的快餐米饭是白色的，菜里有很多油”。

　　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电子产品管中心主管崔文斌从2008年开始，每月做员工访谈，了解他们的心事。他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个人权益，希望获得尊重。

　　访谈中，也有员工向他反映宿舍住的人多(每间8人)，冲凉要等很久等问题。崔文斌1974年出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从湖南老家到深圳打工，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劝告年轻员工，要正视现实，现在工厂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至少每间房都有热水器，以前，我们几百名员工只有两个热水龙头，即使在冬天，很多人仍然只能洗冷水澡，高呼几声‘毛主席万岁‘后，冲进冷水里”。

　　对于加班，新、老农民工有完全不同的感情，老一辈农民工希望多加班，那时，基本工资低，如果工厂加班少，则意味着收入少，工人对此多有怨言。

　　2003年以后，珠三角地区才逐渐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到今年7月1日，深圳市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为1100元。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希望加班时间太长，每天加班超过两小时，他们就不能接受了。他们都要享受双休日，对生活的要求提高了，如果工厂附近没有网吧都不愿进这家工厂。

　　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每天加班4小时，如果赶货，需要延长加班时间，则先对工人做动员工作，还要免费加餐，比如鸡腿、火腿肠、牛奶等等。

　　“红花草”在长期调查中发现，学生工对工厂环境要求较高，他们不进低工资的工厂，并要求劳动、收益、消费有合适的比例，如果因为劳动和收益不成比例，造成生活质量下降了，他们就会主动要求加工资。

　　“新生代还对政策十分关心，只要有新政策出台，他们就要求工厂同步。而且他们更希望参与薪资结构的调整。”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负责人陈忠华说。农民工极少这样，他们以就业为主，很快适应现实。

　　晋升不成就想辞工

　　他们并不知道晋升需要学习，需要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有明显的晋升诉求。

　　“奋达”人力资源部主管畅亚妮在招聘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应聘时，会咨询有没有培训、晋升的机会。“他们不愿回农村，但又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挺想提升的，但是工厂加班多，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进修，如果想培训、提升，只有辞工”。

　　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晋升空间明显比老一辈农民工要大多了。

　　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晋升的空间小，而且能晋升的级别也较低，一般只能晋升到组长。

　　而且老一辈农民工中能晋升的人，一般都是“红花草”界定的“学生工”。

　　“奋达”人事行政中心总监黄汉龙是第一代农民工，他高中毕业后当兵，1986年退伍后，去深圳宝安一家港资企业做保安。一年后成为仓库总管，当地派出所也看上了他，想招他进治安巡逻队，但黄选择留厂。这是让他至今还很后悔的选择。

　　“那时候并没有个人规划，没有长期的打算，只是想做好眼前的工作，对得起老板。”黄汉龙说。

　　后来，他又进入台资企业，到1996年时，他的工资已经涨到4500元。1997年，他到“奋达”时工资降为2600元。当时的“奋达”只有几十个人，但黄汉龙认真思考后，选择了“奋达”。因为在台资企业，他已经做到了“副理”，作为大陆人，已经没有了上升空间，所以他宁愿到年轻的“奋达”，和她一起成长，这样才有更大的机会，否则等她发展起来了，机会就少了。

　　“当年没有去公安，是错误，现在不能再犯错误，所以要从台资企业到民营企业。”黄汉龙说。

　　如今，“奋达”已经发展成为3000多人的大型企业，涉足电器、养老、教育等产业。那家台资企业至今仍在，但规模已经很小了。

　　中专毕业的崔文斌也是从普工做起的，他1999年到“奋达”，从品检员到组长，到品管部主管助理，到品管部副主管，如今已是品管部主管，管着100多人。

　　通过每个月的员工访谈，崔文斌发现，如今，有些年轻员工人在做了一年后得不到晋升就想辞工，但他们并不知道晋升需要学习，需要努力。

　　女工们缺乏人生规划，都说迟早要嫁人。崔文斌就会告诉她们，如果你只是流水线上的女工，你找到的男人只能是流水线上的，如果你是文员，你找到的男人一定是文化水平更高的。在崔文斌的鼓励下，很多女工在不加班的时候学习电脑。在他的部门，产生了5名文员。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更注重未来发展，具有强烈的创业意识，渴求多方面的培训。

　　在调查中，有38.2%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未来一年中能够创业当老板，高于老一代农民工27.5%的比例。在所需要的培训中，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获得创业知识的培训，高于老一代41.7%的比例。

　　深圳市总工会所做的是问卷式调查，而“红花草”则长期做访谈式调查。其负责人刘军则表示，学生工对人生充满迷惘，“如果你刨根究底，他就会说将来做小生意，但是他不知道在哪里做小生意，做什么小生意，既没有积蓄，也没有经验。他们说的其实很不现实，只不过找到一个可以说得出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