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公开财产遭疏远：暴露个人公开财产的局限性

　　官员财产公开事项是否再度陷入了寂寂之中？每当我们如此沮丧地反问，却又能够听到少数相关的新闻。今年2月4日，范松青因年龄问题辞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之职。作为广州率先公开个人财产的官员，范松青在2013年提出财产公开提案，主动公开财产状况，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至今面对记者的采访，范松青仍然感叹不已：主动公布财产之后，“过去，同事之间很亲密、友好的关系，慢慢敬而远之”，甚至有小偷直接闯上门来。（2月5日《南方都市报》）

　　一位主动公开财产并提出财产公开提案的官员，他收获的虽然有舆论的聚焦，更多的却是招致周遭同事的不理解与疏远，如此结果未免太过于颠覆。不过倘若将其置于“官场”的审视视野中，却又不那么意外。

　　范松青一事中，真正令人莫名惊诧的是：正如媒体多次指出的，就大的趋势而言，官员财产公开是一件相当必要的举动。既然必要，那么就算是官员个体在主动地进行财产公开，或者是呼吁在较大面积内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此种行为也应得到某种制度性的呼应和呵护，而不能让官员成为那个格外孤独的人。但遗憾的是，报道显示，范松青的公开举动几乎没有得到来自制度的呵护，同事盯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家人也称他操心过多，对他难以理解。

　　当先行官员不得不独承基于财产公开的“后果”，它或许验证了一个曾被观察者多次提起的论断：那就是在官员财产公开的事件上，当然需要鼓励单个官员主动地公开，但要让此种自觉从单个官员蔓延到群体，甚至形成由下至上的强力推进，一切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官员并不缺乏财产公开的勇气，但整体意义上的官员财产公开行为，却是权力自觉、信息公开和强势监督到位后的共同产物，一个官员自发的公开行为，其影响力可能依旧相对有限。

　　其实不仅是在官员财产公开上，在公车改革等系列深度改革中，都可以见到某种理想主义的期待：那些心怀理想主义的单个改革者，可以努力构建自己的试验田。我们鼓励“吃螃蟹者”的坚定作为，但现实一再地显示，要想让这些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最需要的依旧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暴露出局限性？深层次的缘由在于，如此宏大的改革，面对的是真实的阻力和利益的博弈，它们非个体和地方所能克艰。

　　范松青已因年龄问题辞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之职，在年末他将到点退休。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他这样主动公布个人财产的官员还会出现。谁来为孤独的“范松青”们解压，让其不至于重新踏入被同事冷落的尴尬境地？发生在范松青身上的一切，并不足以得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不可行的结论，它证明的是，要鼓励官员自发公布财产，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决心和技术性的推进路径。我们需要主动公开财产的官员“范松青”，更需要来自制度层面的同步而行。

　王聃（媒体人）

编辑：雷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