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报告中的越位与缺位

　　去年，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大常委会报告采用“五言诗”形式，首开文风创新的先河。今年2月6日召开的盐湖区人代会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治所作的报告，仍然采用了“五言诗”的格式，洋洋洒洒6000字。（2月12日中新网）

　　在转文风吁求愈高的背景下，“五言诗”报告至少在形式上称得上是文风创新。报告内容涉及行使监督、经济发展、三农惠民等方面，甚至还举例称赞了个别人大代表的履职情况，指出了过去一年人大工作的不足，应该说言之有物。

　　当地媒体评论对之也不吝赞誉，称在向来有蕴蓄低调、持盈保泰的中国官场文化中，该领导能够如此“出头”创新，堪称开风气之先者，应该被敬礼。单纯就创新“尺度”而言，其勇气确实值得鼓励。可人大工作报告，非一般文体，人大会议现场也非一般场合，即便是转文风，也需讲究“时宜”与“分寸”。

　　官员改文风，是为了减少讲话中的套话与多余的形式。以此观之，五言诗报告虽较之于一般的报告语言，在形式上的确创新，但却有形式主义之嫌。再者，一韵到底的诗文报告，没有非凡的材料概括和文字驾驭之功力，又岂敢问津？洋洋洒洒六千字，是否有他人代笔，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便无刻意为之，领导的“才情”抢了报告的风头，甚至演变为个人才华秀，人大代表们更多被形式吸引而转移了对内容的关注，这怕是与人代会议政的初衷不甚相符。由此而言，就有了“抢位”或越位之嫌。

　　与“抢位”对应的，或是某种角色的缺位。作为区人大主任，在地方两会上汇报过去一年的人大工作情况，汇报完毕后还得接受代表们的审议与讨论。严格说，在这个场合中，人大主任扮演的是报告者和被质询者的角色，但这种充满“诗意”的汇报，让人感受到的更多是轻松自如，轻有失真之感，重则更像是作指示。这之中，或是一种被质询者与汇报者的角色缺位。

　　文风之变，说到底是作风转变自然而然的结果。创新本身值得提倡，但一旦逾越了应有的界限，就可能走向极端，得不偿失。因此，对于这样一则创新十足的报告，固然无需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但经由此例，关于文风转变的尺度究竟在哪，官员的个性、才华又该如何得体地表达，确实需要一番好好思量。更重要的是，作为工作汇报者，怎样的心态与姿态才适当？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