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男子拒当FBI线人被迫流亡多年 海外遭关押刑讯

　　费科尔说他愿意回答关于清真寺和其他认识的人的提问，但拒绝成为FBI的线人。他说：“最后我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你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两个探员一左一右，你被夹在中间，那感觉不好。他们问了关于清真寺筹款的问题，在信徒里有没有人让我感到危险、不安，以及在周五的布道上都讲什么。”

　　关于这次问话，FB I的正式文件在一周之后形成，并被贴上“绝密”的分类标签。其中许多内容是事后编辑的，但至少证明了费科尔自己所说的“被骗进大使馆”的说法，因为文件里说“费科尔被押进问讯室，而探员也表明了真实身份”。

　　文件记载了很多关于资金来往的问话，其中包括费科尔想在迪拜开设一个银行账户，费科尔表示这是为了方便在该地区做生意。他也被问到是否认识和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任何人，费科尔否认认识任何试图训练恐怖分子或者试图执行针对美国利益的恐怖行动的人，此外费科尔也同意在第二天继续前来接受调查。

　　他说：“我之所以同意继续接受调查，是因为我想离开这里。但是之后我改变了想法，我不想再去大使馆，也不想再见那些人。”这个决定显然很不明智，直接导致之后的连串问题。第二天他给其中一个探员打电话，说：‘现在我在耽误你们的时间，你们也在浪费我的时间。”闻听此言，那位探员非常生气地说：‘你是想跟我说不想跟我们合作吗？”

　　两周之后，费科尔接到这名探员发来的邮件，上面写道：“我们希望能持续听到来自你的信息，现在是你自己做决定的时候，现在是你自己帮助自己的时候。”

　　这是他最后一次收到探员的联系。因为觉得喀土穆的营商环境不好，费科尔决定前往阿联酋发展，不过在那之前他先去了瑞典，看望亲友，暗中也想借此测试禁飞名单的实际影响。

　　他说：“我真担心上了禁飞名单会造成旅行困难。如果我的确是个威胁，那么美国就会告诉其他国家。如果一个恐怖分子从英国来到美国，那美国方面会非常生气，为什么英国事先没有发现？但是在瑞典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以正常程序到了瑞典。”

　　这样一来，费科尔相信自己“上禁飞名单”只是FBI的威胁手段，对方并非真的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或者恐怖嫌疑人。

　　殴打与折磨

　　几周之后，他离开瑞典，前往阿联酋，计划在当地展开电器销售业务，并获得加州家人的资金支持。但是，几个月之后的2011年6月，他在迪拜被当地警察逮捕。

　　费科尔说：“事发时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直到被关押的第二天，我才意识到，这和在喀土穆发生的、关于波特兰清真寺的调查有联系。一开始我一直强调‘我是美国公民，我需要律师，我需要大使馆协助’。但是对方说‘美国根本不管你’，然后就要我说清楚在波特兰发生的所有情况，事实上他们问的东西和两名探员在苏丹询问的几乎完全重叠。”

　　费科尔很快得出结论，在这次被捕事件中，美国当局又插了一手。他说：“毫无疑问，这是FBI教唆的，否则阿联酋的警察怎么会对远在美国的一座清真寺的情况感兴趣呢？”

　　之后是长达几个月的讯问。

　　“我拒绝回答问题，殴打就开始了。最初是拳打脚踢，后来他们都累了，就拿来水管。水管有硬的，也有软的，硬的用来打人，软的是用来勒脖子。当我拒绝回答问题时，他们就把软水管绕在我脖子上，有时候他们要求我躺在地上，然后打我的脚底，腰背也总是被打。如果不是挨打，他们会要求我站立8个小时，还要举高双手，相比之下，挨打比罚站好多了。”

　　即使是晚上独自在囚室里，类似的折磨还会发生。

　　“晚上我睡在瓷砖地上，很冷的瓷砖，因为他们把冷气打开，所以非常冷。在被殴打之后，我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寒冷，最终我只能屈服，决定回答他们的问题。”

　　费科尔一直要求会见美国大使馆的人，在持续8个星期提出这个要求之后，他终于获得通知，可以被带去和美国外交人员见面，但是他也收到警告，如果透露被折磨的事情，获释就会遥遥无期。此时，他开始幻想，或许只要几天，就能获得自由了。

　　终于见到了美国官方的外交人员，费科尔面对的是一个只透露自己的名字是“玛娃”的女人。他说：“当时我很脆弱、苍白，我瘦了很多，身体严重失水。我很想跟她说之前发生的一切，但那时的情况让我感觉自己离自由已经很近了，可能只要两三天就能获释。挨了那么长时间的打，我不想再挨打，如果说了实情，一切都会回到从前。”

　　费科尔问对方，美国使馆为什么这么久才找到被外国安全机构扣押的公民，况且是联系紧密的盟国。玛娃说整个寻找过程很困难，但费科尔后来得知，他被关押的地方距离美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美国国务院之后宣布，在费科尔因为“不明确指控”被关押期间，美国外交人员曾探访数次，认为其精神状况良好，并未发现被虐待的情况。

　　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费科尔并未被马上获释，而且讯问还在继续中。但是有一件事给他带来了希望，一次被殴打的时候，他膝盖上的髌骨被水管头击中，当场痛苦倒地，而问话和施暴的人显示出顾虑，似乎意识到可能造成了严重伤害。

　　费科尔一开始不明白，对方为何有所顾忌，之前一分钟才把水管绕在他脖子上，好像要勒死他，之后一分钟怎么会关心他的膝盖呢？后来他才明白，这些人不愿意在他身体上留下可见伤痕，这一次，他再次感觉有获释的希望了。

　　很快，费科尔接受了一次测谎，问题不再跟波特兰的清真寺有关，而是问他是否为“基地”组织成员？是否为恐怖组织筹募资金？他坚决否认，并且通过了测试。

　　曲线回国

　　回想整个过程，费科尔一直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FB I把对他的审讯“外包”到一个法制相对松散的海外国家进行。在最后的审问阶段，费科尔终于鼓起勇气问对方自己被关押和审问“是不是应FBI的要求”，这一次他没有被打，对方的回答是：“FBI要求美国和阿联酋当局在很多事务上紧密合作”。

　　波特兰的FBI方面表示无法对事件进行直接评论，因为案件还在诉讼期间。但FB I发言人斯蒂尔(B ethA nneSteele)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联邦调查局所有行动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内进行的。她说：“FBI的基础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相信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在这个国家有无需怀着恐惧而生活、工作、践行信仰的权利。FBI的每位工作人员都宣誓会捍卫美国《宪法》，保护每位美国公民在《宪法》之下享有的权利，不管探员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执行任务，不管是在什么时间，不管是什么情况下，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在被关押106天之后，阿联酋方面终于释放了费科尔，却没有给出任何关押理由。

　　因为名字还在禁飞名单上，费科尔还不能通过民航回到美国，无奈之下只能前往瑞典，在那里申请政治避难。但是今年1月，他的申请被拒绝，因为他无法出示被美国当局关押的证据，尽管瑞典移民局相信他曾被殴打、虐待。2月，费科尔接到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宣布他的名字在禁飞名单上，因为他“对美国民航和国家安全可能造成潜在威胁”。有了这份正式通知，瑞典当局只能支付让他重回美国波特兰的私人飞机的费用— 在离开美国5年之后。

　　费科尔没有被控以任何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回到美国之后，他也再没有接受过任何询问和调查，但是他的名字还是在禁飞名单上，不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跟他情况类似的人有多少？他们是否试图争取改变？结局将会如何？

　　他说：“很难理解政府会有这样的举动，真想相信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只是某个雇员出了差错。我曾非常愤怒，但是生气不能解决问题，更不能解释为什么我还在禁飞名单上。美国政府还是我的政府，我不能对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累积愤怒。我是个美国公民，我会继续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