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责干预司法能否管住“求情公函”

　　干预司法，可能令领导干部“官帽”不保。3月30日，中办、国办正式下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规定提出，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可以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刑责。中央司改办负责人表示，按照四中全会的部署，中央

　　有关部门将建立一整套防止干预司法的制度体系。（3月31日《新京报》）

　　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这不是一个陌生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央政法委下发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既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设立防火墙，也为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办案划定“红线”，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构建防止干预司法的制度体系。

　　对于形形色色干预司法的行为，到底该事后追责，还是提前预防？答案当然是后者。不过，我仍然想问：追责干预司法，能否管住现实生活里的“求情公函”？无论如何，追责干预司法不能忽略“求情公函”。

　　所谓“求情公函”，是指在特定的案件审判中，以单位或组织名义发出的、试图获得办案机关特殊照顾的公函。它在全国范围内已发生多起。譬如在强拆事件中，有区政府发函给法院，称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请其“慎重量刑”。

　　如何遏制明目张胆“求情公函”的司法干预行为？应该说，它或多或少地还存在着模糊地带。以单位名义发出的“求情公函”，其行为主体并非“领导干部”，亦非“司法机关的内部工作人员”，即便被发现，也很难被处分，更不用说对其中构成犯罪者追究刑责。倘若真如此，当种种显性的司法干预举措越来越难以行之，就必将促进种种或明或暗“求情公函”的出现，这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正因如此，要最大程度地杜绝司法干预的行为，既要迅速落实此次顶层出台的系列规定，更重要的，仍然是补全相关的制度。一方面，相关的约束机制必须最大程度地覆盖，让“求情公函”此类的暧昧行为亦无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加快宏观司法改革的进程。例如，推进独立审判和透明审判的改革步伐。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