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无悔知青路：去延安下乡可是件时髦事

　　姚丹带着自己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观杨家岭革命旧址。

　　    最牵挂当年曾执教的窑洞小学

　　    姚丹下乡的地方在离延安城有几十里路的河庄坪公社井家湾大队，“村前是弯弯曲曲的延河，村后是绵延环绕的大山。”山里的孩子每天要背上干粮到河对面的小学去上学，河上没有桥，夏天趟水过河，冬天踏冰过河，碰上发洪水过不了河，就只能耽误课程。

　　    当时，这些文化程度其实并不高的知青，在山里人眼里算是文化人了。插队第二年，姚丹被队里派工当了老师。

　　    “队里临时找了一孔旧窑洞，配上‘缺胳膊短腿’的旧桌椅板凳，在墙上砌了一块石灰墙，刷上锅底黑当黑板，临时教室就这么布置好了。”姚丹说，农村办学没资金，为了给孩子们买书本，她带着学生进山挖药材、打酸枣，晒干后卖到城里的医药公司，农忙时还组织学生拾麦穗、掰玉米、拾粪等，挣些工分。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姚丹很快乐，她教学生们跳舞、唱歌、游戏，还带他们参观革命旧址。离开延安后，她一直牵挂着学校的情况，令她欣慰的是，当年的窑洞小学如今仍在，还扩大了规模，条件也好了很多，“我教过学生中有好几个接过教鞭，当了老师。”

　　    北京娃变陕北婆姨 陕西就是家乡

　　    趟延河、睡凉炕、饿肚子，长期的农村生活与劳动让姚丹患上了关节炎，拄了大半年的拐棍。虽然生活艰苦，但知青们始终报以对生活的热情，他们游览宝塔山，还在延河大桥下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合影。

　　    70年代初，北京知青们通过招工一个个离开村里，大多数人都选择回到了北京。1972年，姚丹本来有机会离开，她却把招工名额让给了家中有困难的同学。那年年底，和她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全部走了，只剩下她一个人。

　　    1973年，姚丹被招干到了河庄坪乡政府工作，后来又调往延安城区区委办公室、延安地区轻工业局，在此期间认识了陕北籍的丈夫，姚丹决定，留在陕西生活。“我的心态一直都比较好，对于能不能回北京，一直没有多想，随遇而安吧。”

　　    后来，姚丹调到了西安，生下了儿子，“当年的北京娃，变成了陕北的婆姨。”后来，为了照顾户口迁回北京的儿子，她又回到北京工作了几年，并在北京退休，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西安安度晚年。

　　    “儿子虽在北京长大，考大学时却选择了西安交大，我这一辈子，算是跟陕西结下了不解之缘。”姚丹说，这片黄土地为她的人生注入了丰富的养分，陕西就是她的家乡。

编辑：雷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