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保卫战风陵渡成要塞 守卫陕军被誉“铁柱子”

　　孙蔚如急命有“铁军”之称的教导团援救万固寺，教导团团长李镇西亲率两个营夺回了万固寺，日军向西姚温村撤退。

　　“当时天已经晚了，还下着小雨。但是不知道西姚温村还有没有在我们手里，李镇西对我父亲说，怎么弄了半天还没有弄清情况，我父亲就说，是我们的人也好，是敌人也好，先冲进去再说。”三营营长张希文之子张振基说。

　　张希文是渭南市临渭区张贵村人，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军校九期，毕业后分配到杨虎城十七路军教导营任职。当日，张希文一马当先冲进了西姚温村，没想到的是日军在村内部署了重兵，第三营冲进村后，遭日军猛烈阻击。张希文带领三营和日军展开了巷战，从第一天傍晚打到了第二天上午，日本人不断增兵，而三营只剩下了100人，后来张希文和全营士兵几乎全部牺牲。随后，日军乘势攻占了蒲州城。8月17日，日军从东、南、北三面（西面是黄河）包围永济城。下午5时许，日军在坦克大炮掩护下冲进城内，中国军队在城内展开巷战，连炊事员也抡着菜刀杀入敌群……6时许，永济失陷，中国军队500名官兵壮烈殉国。

　　中国军队防线后撤，退到了与风陵渡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韩阳镇。当时第31军团背水而战，不成功便欲成仁，在这样的决心和老百姓支援下，一个小小的韩阳镇，日军攻了半月之久竟未拿下。然而，在敌军的迂回包抄之下，韩阳镇最终失守，至此永济战役以失败告终。

　　C六六战役

　　永济战役后，中国军队各部已集结到位，中条山防务也基本就绪。孙蔚如将部队主力部署在解县、运城、安邑、夏县一带，守卫中条山西段。至此，孙部防地横跨三百余里，纵深三四十里，为华北地区守卫黄河阻敌南犯西侵的重要战场之一。

　　永济保卫战中陕军表现出来的“血性”得到了的嘉奖。1938年11月，孙部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所辖部队除原有两军外，又辖川军李家钰之第47军。7个月后，1939年6月6日，一场恶战又再次打响了，史称“六六战役”。

　　2015年4月17日，运城市平陆县政协文史办主任富平宁向华商报记者介绍，1939年6月，日军第20师团和第35师团一部共三万余人，在30多架战机掩护下向中条山西端的黄河渡口茅津渡发起进攻，在茅津渡一带布防的是赵寿山第38军和李兴中第96军。茅津渡与风陵渡、大禹渡并称黄河三大古渡口，被称为“三晋屏藩”之地。

　　日军1939年6月8日攻陷平陆，10日占领茅津渡，隔绝了38军和96军的联系。96军军长李兴中不得不在将士们的掩护下，撤退到黄河南岸。

　　可是，96军的其他将士却没有这么幸运。在芮城县大沟南村的一块庄稼地里，矗立着一块志愿者立下的石碑，上面记录了当年发生在此地的惨烈战役。其中写到，96军的1057团和工兵营战士在“六六战役”中，对此地坚守数日，然而弹尽粮绝终至全军覆没。

　　芮城县委宣传部新闻处主任肖永平是这段历史的民间研究者，经他采访的多位老人证实，在弹尽粮绝之后，部分士兵后撤打算突围出去，但多人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因为村里的老人们都知道这段历史，所以在墓碑后一块很宽阔土地上，没人在上面种庄稼，它依然是一块纯净的黄土地。在下面，埋藏着数不清的抗日战士骸骨。

　　几里地外，就是传言当年的工兵营小战士宁死不屈跳黄河的马头崖。肖永平说，当时这些工兵营士兵大多数年纪很小，有的甚至还没发枪，眼看着日本人打来了，只能跳崖以求生。华商报记者看到，马头崖高一百多米，悬崖下面没有任何遮挡，跳下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此处离黄河还有二三里，也不可能从这里的悬崖上直接跳入黄河。

　　尽管如此，这些陕西“冷娃”也从未想过投降。据当地的第四集团军老兵后裔张铁铮介绍，战士坚决不投降。当时没跟上部队的还有96军军部机关的几十个女兵，她们走投无路，手拉手从沙口滩走进了黄河，被湍急的河水吞没。

　　据统计，“六六战役”中仅96军伤亡就达五千多人，老百姓死伤更多，仅黄河沙口滩一带被日军枪杀的中国士兵和百姓达四五千人，河里满是浮尸，成为抗战时期黄河的第一次“大漂尸”。然而，待调整完毕后，孙蔚如调兵遣将主动出击，经过十昼夜激战，完全恢复原有阵地，打破了日军扫荡中条山之企图。

　　很多年以来，随着中条山抗战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悉，每年的清明节来烧纸的人也多了起来。2011年4月，肖永平和众多的志愿者一起，在一位美籍华人的帮助下，修建了一座“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

　　D中条山战役

　　从1938年到1941年间，中条山区大小战斗虽然有13次之多但是规模都不大。但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却正在悄悄临近。

　　1940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另外，中国的盟友苏联也为了抵抗德国的入侵，与日本签订了双方互不侵犯条约。因此，日军得以调动主力作战，意在打通华北通道，彻底消灭驻守中条山的国军，威胁西安、洛阳乃至重庆。

　　虽然国民党高层都意识到了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的企图，但是他们认为日本人的野心在于渡过黄河，直取西安、洛阳。因此，派重兵把守这两地，不让日本人渡河，甚至将中条山的守军调往洛阳驻守。其中，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也是在晋南会战前夕被调离的。这支陕军因为“六六战役”的惨胜，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赞誉为“中条山铁柱子”。

　　孙蔚如被调离后，意味着原本中条山的24万守军，一下子就变成了18万。有资料显示，军队看似是18万人，实际上1/3的人在经商做生意，1/3的人在种地，只有1/3在操练。那么实际有战斗力的只有这6万人。而日本人却又增兵到了10万人，此消彼长之下实际上日军占据了绝对优势。

　　华商报记者查阅国民党战报证实了这个说法：开战3天后，主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粮草不足，战士饿着肚子打仗，所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攻势。

　　同时，因为各个部队长期驻扎，不曾调换营地，导致了日本人的奸细将各个军团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甚至在双方临阵之时，敌人都能喊出国民党军队营、团长的名字。

　　在这样的情势下，1941年5月7日，中条山战役爆发了。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

　　华商报记者 刘斌

编辑：杜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