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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修复师与时间赛跑 县区遗散古籍保护状况堪忧

来源:陕西日报 时间:2015-07-15 08:07:28 编辑:秦一乔 作者:许梦婷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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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师梁晋保正在察看破损的书页。 记者 许梦婷摄

  56岁的梁晋保,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已经有24个年头。
  时至今日,他已很难说清楚自己究竟修了多少书。从他手中经过的,有从宝鸡法门寺地宫挖掘出来的珍贵佛经《毗卢藏》,也有距今400多年明崇祯元年的《新制诸器图说》……在这个大众略显陌生、但事实上已经流传已久的行业中,修复师们正在用双手,抢救濒临消亡的古籍,让祖辈遗留的文化遗产重获新生。
  不过,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中,人的速度显得尤为“渺小”。

  每天追赶时间的修复师
  与偌大的馆藏相比,参与修书的工作人员却很少,加上梁晋保和薛继民,总共也只有8人。而且一天也只能修8到10页,碰上破损严重的,一两天才修一页。

  “你们是干啥的?”在梁晋保的从业生涯中,这样的问题从不少见。他笑称,一提古籍修复,大家都很陌生,不知道古籍是什么,也不知道修复是干啥。
  所谓古籍,是指编纂、写印于1912年前的书籍。珍贵古籍又称为善本,主要指具有较高文物价值、资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籍。不过,由于水火兵燹的破坏,古籍流传至今已是百不存一,而能保存下来的,也大多经历岁月侵蚀,损毁和自然老化也非常严重,亟待修复。“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破损的古书补好。”梁晋保说。
  然而,在这轻描淡写的“补”字背后,所需要的工序却复杂精细。糨糊、喷壶、镊子、毛笔、小锤头……是修复师们最常用的“设备”;伏案工作则是最常见的状态。从拿到一本破损古籍开始,首先要进行核查,检查基本情况并加以记录,填写修复档案,“就像医生看病,你得观察有哪些毛病,记录下来才好对症下药。”
  然后还要拆书给书页编号、纸张检测、配纸、制糨糊……等到真正开始修补书页的时候,修复师要将已经拆开的书页反面朝上,拿着毛笔在碗里蘸点糨糊,轻轻地涂抹在破损处,再用镊子贴上补纸,工序繁杂,且每一步骤都容不得丝毫闪失。
  34岁的薛继民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专业,在省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也有近10年的时间,得益于过硬的绘画功底,他在业界已经小有名气,修起书来得心应手。但在此前的采访中,他也坦言,这份工作比较枯燥,不能有太多的创造性,需要周而复始的重复,每天一坐几个小时,眼睛易流泪,最疼痛的就是颈椎。
  在梁晋保修复过的书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新制诸器图说》这本记载当年农具器械和农业发展状况的古籍,“纸薄得一碰就掉渣子,书页边缘也被胶水黏住了。修复时要将书浸泡之后,用挑针和竹签将书一页一页揭开,再将错位的图和文字重新拼接起来,太难修了!”
  “没有定力和耐性,这个活儿不好干。”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杨居让评价说。据他介绍,目前陕西省图书馆馆藏古籍数量约为32万册,其中有大量受损古籍待修复。
  与偌大的馆藏相比,参与修书的工作人员却很少,加上梁晋保和薛继民,总共也只有8人。而且一天也只能修8到10页,碰上破损严重的,一两天才修一页。
  “这么多书,可能几代人都修不完”,是修复师们最大的感慨。

  古籍是我们文化的根源
  专家张燕说:“以地方志为例,这些书记载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在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如果不保护好,可能出了这个地方就再没有相关资料了。”

  修复之难、时间之久,曾令不少人产生质疑,花这么大力气修复古籍有什么意义?除了学术研究,能带来什么直接的经济效益吗?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姜妮有些无奈:“的确不可能看到什么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在这位年轻的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看来,“古籍保护的意义不能以此来衡量。”
  “任何文化要有其根源,古籍就是根源,而且从它这个纸的载体来看,也已经算是文物了。虽然普通人对古籍接触不多,也不一定了解其中的内容,但要知道,这些古籍是不可再生的,也是不可逆的,一旦消亡就真的没有了,相关文化也就失去了源头。”姜妮说。
  在杨居让看来,“保护古籍和保护文物的意义是一样的。”他解释说,鉴定古籍版本的时候有三项主要标准,第一就是其历史文物性,其次分别是文献资料性和艺术装帧性,“相当一部分古籍,已经被列入文物的范畴。”
  据陕西省社科院古籍研究所所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吴敏霞介绍,陕西现在存藏的古籍大约有5万余种、160万余册,种类比较丰富,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始编于1978年,出版于1989年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录陕西存藏古籍善本895部,其中188部属于海内外孤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中以反映陕西地域特色的古籍文献数量多、价值高,对于研究陕西地方历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陕西省图书馆,藏量与品位居全国之首的宋元刻本《碛砂藏》、明代孤本《襄阳郡志》、明万历刻本《海刚峰集》、清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属于国内罕见的珍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碛砂藏》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当年康有为来西安讲学时就曾见到这部藏书,差点据为己有。”杨居让介绍说,这部经书横跨两个朝代,历时近百年才刻印而成。而《古今图书集成》则是乾隆皇帝赏赐给当朝军机大臣王杰之书,王杰也是清朝开国后百余年首位陕西籍状元,这套藏书是皇宫所藏之物,在书函外都包有黄绫,是区别于宫外藏书非常重要的标志。
  “古籍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后的遗产,虽然没有文物那么立体,但它记载的内容很重要。”陕西省社科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燕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在各地调研时,除了实地走访外,查阅当地文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以地方志为例,这些书记载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在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如果不保护好,可能出了这个地方就再没有相关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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