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助站依旧生活两年的刘小花(化名)一直少言寡语，说话做事略显怯懦。华商报记者 陈雷柱 摄
9岁女孩3年前曾目睹父亲杀兄
一个突发的变故，一次毫无征兆的犯罪，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戮就这样彻底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但实际上，在生活中，这并不是个案。同样是在兴平，9岁的刘小花（化名）已经记不清父母的模样了，3年前，她亲眼目睹了父亲锤杀她的哥哥。而家在她的记忆里，只剩下那间已经坍塌的土屋，和土屋坍塌后父亲搭起来的帆布篷，以及篷布上那拳头大小的破洞。
“下雨的时候，那个破洞会漏水，弄湿过我的被子。”这是刘小花对案发前家中境况的唯一描述。尽管已经在救助站生活了两年多，但在这里，她一直少言寡语。
实际上，刘小花对自己原本的那个家并没有太多留恋，家人从她记事起做过最多的事就是打架，家人最后一次“打架”还把警察招来了。
那个刘小花早已记不清的日子，是在2012年10月19日，那天凌晨5时许，她被家里的异动惊醒。睁开眼便看到父亲用尼龙绳将哥哥绑在钢丝床上，后来，父亲手中的铁锤，朝着哥哥的脑袋挥了下去。原因是哥哥不务正业，回家只会要钱，父母不给，就动手打人。
哥哥的尸体很快被埋在了离家20多米的玉米地里。接下来几天，这个家一直笼罩在恐惧当中，刘小花不敢再跟父母说话，只是偶尔会看到他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10月23日，刘小花的父亲终于还是扛不住压力，向兴平市公安局自首。很快，大批警察来到了家中，刘小花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警察，尽管害怕，但她只是原地站着。她下意识地看了母亲一眼，发现母亲自警察进门起就一直把头压得很低。从刘小花的角度仰望上去，母亲额头上被哥哥用砖块砸伤的结痂清晰可见。
刘小花的父亲很快就被批捕，而她的母亲因为患有精神疾病，被认定不能独自抚养子女。10月30日晚，几经周折后，刘小花和姐姐被民警送到了兴平市救助站。她说，自己当时已经隐约感觉到，那个帆布篷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实际上，在刘小花看来，救助站的生活，要远比在父母身边好太多，“至少这里没有人打架，我也不会觉得害怕。”她还是会时常回想起那个恐怖的黎明，只是已没有太多情绪上的波动，“他们都是坏人，我不会想念他们，我在这里很好。”
在救助站生活了一年后，刘小花的姐姐外出打工离开救助站之后就再无音讯。2014年5月6日，刘小花的母亲在家中去世，据说是活活饿死的。救助站得到消息的时候，她的遗体已被送到火葬场准备火化。救助站的几名负责人经过简单商议后，最终决定，带刘小花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然而，他们最终没能赶上。
现在刘小花已经9岁，在兴平市一所寄宿学校上小学，到现在也不知道母亲已去世。尽管在别人眼里，这个女孩是因家里的那场变故略显自闭，但她却从不避讳那个话题。或许，在她心里，曾经的那个“畸形”家庭，早已经与她无关了。
民间支持
儿童村服刑人员子女的港湾
刘小花现在唯一想念的，是陈阿姨，但她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也从未向任何人问起过。刘小花口中的陈阿姨是她刚来救助站时，负责照顾她起居的一名幼教，叫陈晨，一年前离职了。
救助站一名工作人员说，对于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像陈晨这样的“第一人”往往意义非凡，最容易被记住。这一说法也与杨彪的说法不谋而合。
杨彪是三原县东周儿童村的校长，自1996年儿童村建成以来，他与老校长郭建华一直致力于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工作。这是国内成立的首家专门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公益机构。自1996年至今，这里先后救助过380余名儿童，有的孩子在父母出狱后被接回家，但更多的在这长大成人，学得一技之长后走向社会。
在杨彪的记忆里，他对于“第一人”的感触缘起于1997年。那年春节前，儿童村接到一份来自陕西省第一监狱的申请，希望他们能够前往乾县某村，将一对兄弟接回儿童村照顾，申请人是这对兄弟的父亲刘某。杨彪赶到村子后，按照刘某提供的信息找到他家，那里早却已荒草丛生。那时，整个村子都充溢在春节前的喜庆气氛当中，杨彪找到当地村民打听兄弟俩的下落，被告知两个娃在外流浪多日，“不知道在哪里钻着，他爸不是好东西，在外面贩毒被逮了，那俩肯定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回吧，别找了。”
村民的话让杨彪感受到一种不公和歧视，他没有放弃寻找，最终在村上的一处草垛里把两个孩子刨了出来，眼前的景象也让他震惊了。
“我实在不敢想象，两个孩子是怎么活的。”杨彪说，那天，兄弟俩被找到时，正窝在草垛里发抖，身上穿着残破的单衣，身体已因饥饿严重浮肿。当时，弟弟的耳朵在流血，杨彪询问后才知道，那是被老鼠咬的，他们已虚弱到连反抗老鼠的力气也没有了。
“他们最初是被交由伯父抚养的，最终还是沦落到流浪的境地。”杨彪说，兄弟俩被接回儿童村后，他们如同其他受助孩子一样找到了港湾。“从那天起，在这里，他们会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
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由于市场原因，许多为儿童村提供捐赠的爱心企业纷纷倒闭，其中包括老校长郭建华办的企业。第二年，儿童村几乎面临“断奶”。自此，他们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为儿童村，也为孩子们。
2003年12月19日，陕西省委召开“关于加强和扶贫‘儿童村’建设的会议”，决定从2004年起，由省综合办、司法厅、民政厅以及三原县政府，每年为儿童村拨款共计15万元。而这个数字，对于现在每年约50万元开支的儿童村来讲，仍显单薄。
杨彪说，儿童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艰难维持的状态，而对于儿童村建设之初，他们规划中的那个蓝图，不管是对已故校长郭建华，还是现任校长杨彪来说，都已很久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