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日，北京某医院。来自内蒙的张欣带着两岁半的儿子来北京看病。张欣说，“孩子出生脸上带着一块胎记，还有血管瘤。在老家医生不敢看，说让来北京看。去武警医院，需要各种复杂的事前程序就没看，北京儿童医院又没有这个科。最后，只能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张欣继续诉苦，“专家号一直挂不上，在北京的消费那么高，最后在号贩子手里买的号。给了他们正常的专家挂号费300元，然后还要多给号贩子1,000元。这还要等到下周才能看。定明天的专家更贵，要3,000元 ”。
2014年9月3日，北京某医院。来自内蒙的张欣带着两岁半的儿子来北京看病。张欣说，“孩子出生脸上带着一块胎记，还有血管瘤。在老家医生不敢看，说让来北京看。去武警医院，需要各种复杂的事前程序就没看，北京儿童医院又没有这个科。最后，只能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张欣继续诉苦，“专家号一直挂不上，在北京的消费那么高，最后在号贩子手里买的号。给了他们正常的专家挂号费300元，然后还要多给号贩子1,000元。这还要等到下周才能看。定明天的专家更贵，要3,0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