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面临法律地位尴尬 5忠告告诫同居男女

　　今年3月1日起，我国首部《反家暴法》正式实施。新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这意味着，恋爱同居，离婚后同居等同居暴力，也适用于《反家暴法》。而这一法律也再次让人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群体——同居人群。他们有着夫妻之实，却没有夫妻的名分，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有人为他们提出了5项忠告。

　　案例1同居时遇“家暴”患上精神病

　　法律援助刚启动人却失联

　　提起因同居而引发的维权案，律师夏晓静久久不能释怀。面对华商报记者，她眼睛红润，叙述中几度哽咽。“我的维权对象徐某被同居男人打得遍体鳞伤，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连援助都中断了……我不知道她现在境况如何，我真的很痛苦……”

　　夏晓静是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十多年来长期关注婚姻案件，多次被陕西省妇联指派为处于弱势的妇女维权。

　　她讲述的徐某，生于1975年5月，陕西咸阳旬邑人，1993年6月经人介绍与邻村的薛某认识。薛某大她两岁，一次约会过程中，薛某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徐某不同意继续交往，却遭到了薛某的威胁，最终只得答应了薛某，并搬到西安和薛某同居，开始了“婚姻”生活。当时的徐某还不符合法定结婚年龄。

　　同居期间，徐某经常遭到薛某殴打，1994年2月，他们生下一子取名薛强。

　　我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时间是1994年的2月1日，此前符合法定结婚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对待，之后的则按同居关系对待。1994年2月1日之前，徐某没有达到法定婚龄，故双方仍属于同居关系。但徐某的户口已经转到薛家，与薛某的关系一栏写着“夫妻”。

　　两人后来在西安市长安区承包某中学后勤，生意主要是徐某在打理，薛某不准徐某离开自己的视线，不准徐某动钱，不准徐某和父母通电话，即便是带孩子出去，一次也不得超过两个小时，否则便棍棒相加。

　　多年来，两人积攒了不少钱，但都由薛某控制着。徐某挨打之后也曾报过警，警方没有受理，因为是“家庭矛盾”，徐某为此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几次自杀未遂。2014年4月，看到母亲再次遭到父亲毒打，儿子薛强悄悄把母亲送出家门，让母亲“能走多远走多远”，可一想到薛某多次的恐吓，“如果我离开，他会杀死我的父母和侄子”，徐某最终放弃了逃走。

　　这种同居生活让徐某痛不欲生，她想和薛某彻底划清界限，“财产一分都不要，就想彻底结束这种生活。”徐某求助于陕西省妇联，援助律师是夏晓静。徐某揭开的衣服让夏晓静非常震惊：胳膊、背上多处刀伤。

　　2016年3月30日，夏晓静给华商报记者讲述说，就在她给徐某整理援助材料的第二天，听说徐某和朋友一起出去散心时，被薛某指使的人给抓住了，徐某朋友的车也被砸了，徐某胳膊、背部被砍伤，后来被薛某抓了回去，关在家里。

　　“我也很担心她，但根本不知道她的住所、联系电话，薛某也联系不上。她就这么失联了。她的遭遇我一直很纠结，援助的案子没有办结，很是着急和内疚……”夏晓静说，希望有知情人看到报道后及时关注、帮助她，希望徐某尽快解除同居生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案例2同居后形同陌路 非婚生女儿黑户十多年

　　同居如若不慎，当事人往往处于痛苦的漩涡中。而最大的受害者则要数非婚生子女，他们往往过着低人一等的悲情生活。

　　邓某就是一非婚女儿。1998年，邓某出生，她的父亲是西安人，居住在莲湖区北院门附近，无固定职业，嗜赌，经常不回家。母亲是河南籍进城务工农民，和邓某父亲同居在邓某爷爷所留下的房子，靠打零工将邓某抚养成人。偶尔邓某父亲回家，也是和母亲形同陌路，关系很僵。

　　当时为邓某接生的医院是一家私人医院，母亲没有办理出院手续就离开了，邓某没有出生证明，一直没报上户口。辖区居委会对邓某的遭遇很同情，多次人口普查时都做了相关记录，邓某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期间，有居委会开具的证明，属于贫困对象，学校为其免去了所有的学杂费用。

　　转眼到了2013年，邓某15岁，初中毕业了，她想到一家技校学习，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学校无法为其建立档案，没法接收，她和母亲多次找到派出所主管户籍的民警，但因她的父母没有结婚证，她更没有出生证明等，不予办理。邓某的母亲曾多次和其父亲商量先领取结婚证，把孩子的户口办理了，哪怕再离婚也可以，但均遭到拒绝。

　　邓某在无奈的情况下找到了陕西省妇联，省妇联指派夏晓静帮助处理邓某上户口的事。夏晓静帮邓某写了多份求助信，分别递送到当地派出所、莲湖区政府、西安市政府。最终邓某的遭遇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由邓某所在的居委会开具证明，在其父母做了一份亲子鉴定后，邓某终于在16岁有了自己的户口，并于当年顺利成为一所技校的学生。

　　而邓某的父母依然过着名存实亡的同居生活，痛苦依然伴随。

　　案例3同居期间买房还贷留下后遗症

　　男的失踪房屋无法过户

　　同居问题如果处理不慎，还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王某，27岁，2013年经朋友介绍，她和梁某谈起了恋爱。梁某大王某5岁，陕西蓝田县人。两人认识半年左右开始同居，同居期间，双方共同购买85平米的商品房一套，购房人为两人，以梁某的名义办理了银行按揭贷款。

　　在按揭还款一年后，王某发现梁某爱赌，已在社会上借了很多高利贷，双方因此产生矛盾并分手，此后按揭款一直由王某独自支付，有时是通过网银，有时是同事帮她支付，所以很少保存还款的相关凭证。

　　2014年10月，王某和梁某协商约定，双方所购的房子归王某所有，王某需向梁某支付购房款10万元。协议约定王某先支付梁某8万元，剩余的2万元在王某还完房贷，梁某需配合王某完成过户手续之后再支付。同年10月底，王某向梁某支付了现金8万元，梁某没有出具收条。

　　而随后梁某又突然失踪了，有传言说他因赌博被判刑，这给王某即将步入的新的爱情埋下祸端。王某现在联系不上梁某，又不知道梁某的家庭住址。她已经提前还清了银行的按揭贷款，却无法进行过户。眼下，王某更怕现在男朋友知道自己的过去，每天处于痛苦之中。

　　律师分析，本案存在的难点和焦点有：首先管辖权无法确定的问题，如果梁某不出现，一方面考虑户籍所在地管辖，另一方面梁某如果在服刑，就要考虑在王某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但要向法院出具梁某服刑的终审判决文书；其次，双方仅有协议，没有梁某的收款收据，很难证明王某向梁某支付过购房款8万元。

　　案例4同居十年打下“感情欠条”没欠钱也被索赔11万

　　同居十年，已育有一个女儿的“夫妻”，分手之后因一张同居期间的“欠条”闹上法庭，女方刘某要求男方陈某归还欠条中约定的11万欠款。经过近两年的诉讼，法院最终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

　　陈某收废品20年了，2007年7月起与刘某同居，2010年8月生下女儿。两人同居期间，陈某在外收废品，刘某在家照顾孩子。

　　2011年10月起，两人为琐事经常吵架，为缓解矛盾，陈某给刘某写下一张11万元的欠条。同年12月，两人再次发生矛盾后，刘某带走家庭部分生活用品离开了陈某。2012年8月，双方就孩子抚养问题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女儿由陈某抚养，抚养费用陈某自愿承担。但随后，刘某持陈某出具的欠条起诉，要求陈某归还其借款11万元。

　　户县法院一审中，陈某坚称自己并没有真的借刘某的钱，表示这11万元的借条是刘某以出走相要挟，逼他打下的“感情欠条”。他甚至提供了两名证人作证，证人均证明当日见到两人吵架，刘某要求陈某出具11万元条据的经过。

　　审理后户县法院认为，出具借据时双方仍在同居期间，此时互相用钱、拿钱出具借据不符合常理，且证人证言能证明陈某打欠条当日系刘某索要的费用，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并没有形成事实借款关系，该欠条应属于双方“分手费”范畴，该行为属于有损社会公序良俗的情感债务转化的借贷，应为无效合同。一审宣判后，刘某不服上诉至西安市中院，中院审理后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同居有风险 婚姻是规避风险的最佳途径

　　以上几个案例涉及同居关系解除、子女抚养及同居期间共同财产的处理等问题。多年来，夏晓静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痛心地发现，女性同居当事人往往对身处的境遇稀里糊涂，对同居关系并不完全了解。夏晓静想给同居的男女，尤其是女性在避免同居关系的纠纷上，提出五点忠告：

　　忠告一：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同居，待同居关系稳定后，应及时办理结婚登记。

　　忠告二：如果对建立婚姻关系信心不足，有试婚、解决生理需求等想法的，不妨签署相关的协议。当然协议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协议可以约定共同生活的准则，约定同居期间共同所得的收入、共同购置的财产、后果承担、子女抚养。一定要书面明确同居关系如何结束以及结束后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可以约定结婚成熟的条件。走进婚姻，对同居者来说可能是规避风险的最佳途径。

　　忠告三：在同居关系结束后，双方可以协商签署相关的协议，可以请专业人员进行见证。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因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发生争议，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不能单独就解除同居关系向法院起诉（有配偶与他人同居除外）。在同居期间应对财产保持警惕，做好证据收集，比如付款证明、财产协议、财产公证等。

　　忠告四：同居双方出于风险方面的考虑，可以自立遗嘱、律师见证或公证机关公证遗嘱，在遗嘱中给非婚生子女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必要时需要提前做好与非婚生子女的亲子鉴定，以保证同居者、非婚生子女的利益。

　　忠告五：在同居关系结束，就子女的抚养权发生争议而诉讼前，争取抚养权的一方，首先要经济独立，有自己稳定的工作。她同时提醒，同居前不妨设想一下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自己能否承受。她奉劝所有的同居男女，同居需谨慎，恶果须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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