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秦说，自己当时迟疑了很久，不知该如何回答，最后回答女孩：“把你的男朋友排序下，你最想和谁继续发展，就和谁约会，剩下的男朋友暂时不要见，或不要有发生性关系的隐私条件。”但周安秦表示，这样的回答，连她自己都感觉有些苍白无力。
2012年，在西安性文化艺术节上，一个22岁的男生在听完周安秦的讲座后，问了一个让她至今都无法忘记的问题。
“男孩问我，他和同宿舍的四个男生先后都发生过性行为，但他们都是异性恋，但他和他们先后发生了同性性行为，他问我，为什么他们不拒绝他?”周安秦讲道：“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诧异地回答他说，可能是发生得太突然了，还没来得及拒绝，这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说到这里，周安秦感慨世界真是太大了，很多你从来都没想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性教育方面更是如此。
周安秦介绍，中心开业以来，她见过女朋友正来月经而坚决要买早孕试纸检测的男孩，男孩坚持的原因是“女朋友恶心想吐，还是买回去给她测下”;见过一个女孩去做人流，来了两个男孩付费，其中一个是前任男友，一个是现任男友，因为弄不清孩子是谁的，所以采取一人付一半费用的方式;听过博士生说他知道女人会来月经，但是结婚后才知道女人来月经是要来好几天。在此之前，博士生以为女人来月经只来一天;接待过询问和男友接吻拥抱，但是隔着牛仔裤，问会不会怀孕的女孩。
对于青少年性教育的现状，周安秦这么总结：“你真的想象不到，很多青少年对于月经、避孕、怀孕等知识只是一知半解。避孕药知道最多的就是毓婷，年龄越小对自己是否怀孕越不敏感，对停经时间多久也不记得，文化层次较高的对怀孕又忐忑不安，每天用早孕试纸测试好几次;还有就是就医行为，很多年轻人因为意外怀孕觉得难以启齿，受广告、杂志的影响，去一些莆田系医院，我们中心接待过一个女孩曾经做个流产手术就花费上万元。还有些青少年不知道如何拒绝或者无力拒绝无保护的性行为，对方坚决不用，即使自己知道使用安全套，但是，在高压行为下，个人的反抗显得微弱无力。中国的性教育，首先是要在了解青少年的基础上再去开展;其次是做基础的性教育，让广大青少年把基础知识知道得更准确，让更多的青少年性知识及格，而不是培养一小部分人是100分的精英;当然，做好性教育的更高层次，应该是性教育者是青少年的朋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学者。”
>>演讲者
国际助残项目官员王雪洪
“我因为身体残障，
小学曾发誓不谈恋爱不结婚”
王雪洪今年只有29岁，是个漂亮又乐观自信的女孩，做国际助残项目官员快四年了。因幼年得病未获及时救治，她的一条腿跟正常人稍有差异。王雪洪所在的国际助残组织于1982年成立于法国，从1998年开始进入中国开展项目。
从2014年3月份开始，国际助残和中国三家当地机构合作，在中国实施了一个残障、社会性别与性的试点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提高残障人士及其家属获取社会性别、性与性权利及生殖健康等方面的知识与信息，让他们更有效地了解和确认性与生殖健康是所有人包括残障人士应拥有的权利和诉求。王雪洪就是这个项目的官员。这几年，她为此在世界各地四处奔走，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到被神秘化的残障与性方面的知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虽然自身也有一些小小缺憾，但王雪洪并未因此自暴自弃。她说，“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一样，也知道身体的残障是不好的。虽然没有人直接告诉过我，也许是妈妈的眼泪，也许是爸爸的无奈，也许是小伙伴的异样眼光，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发誓我不要谈恋爱，我不要结婚，我不要生小孩。因为我特别害怕，我害怕我这些‘不好’的身体会被嫌弃，我也害怕我生出来的小孩会遗传我的残障，经历我所经历着的事情。后来，我开始认识不同的残障朋友，有幸听到和看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人生。他们让我了解到，残障的身体其实并不是不可示人的，接纳自己的身体是自信的第一步，身体残障的妈妈和所有的妈妈一样都是好妈妈;在合理的无障碍支持之下，残障人士完全可以胜任工作岗位的职责。”
王雪洪说，从幼年的自卑到成人后的自信，她慢慢接受了一个现实，就是残障也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跟人有胖有瘦一样。除了接受自己的身体有缺憾之外，残障人士和所有人一样，也有性的需求，也可以享受性的愉悦。
王雪洪进一步阐释：“我有一位非常酷的朋友，她五脏六腑的位置和普通人相反，称为‘镜面人’，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病。因为这个原因，她的心脏供氧功能并没那么好，所以她不适宜做剧烈运动。她跟她的伴侣在一起已四年，但身体有障碍并不意味着无法享受性爱。相反，不同障碍类别的人士可通过不同的方式享受性，但很多残障人士有需求而不敢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