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遗体捐献者家属等社会各界人士缅怀这些令人尊敬的捐献者。华商报记者 黄利健 摄
捐献者的故事
1.老两口写好遗言捐献遗体
张正智、赵秋陵老两口退休前都是陕西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的职工，在西安生活了一辈子，如今年岁大了回到老家狄寨原塘村享受田园生活。不久前，两位老人办好了捐献遗体的所有手续。尽管这个想法一开始遭到儿子的反对，但在老人的坚持下，儿子也想通了。他们说，以后如果去世了，在老家一个房间里放满他们的照片，孩子们想他们了就可以去看照片。
“我们夫妻俩都愿意过世后把遗体捐献出来，如今手续已经办好了。”81岁的张正智老人对华商报记者说，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但他和老伴儿都很健康。
说起捐献遗体，张正智说，这是他和老伴儿的心愿，“我们一辈子都从事医疗工作，心里很清楚，人去世火化了，到时候还要买墓地，这对后代来说，并不是造福的事情。所以我们早都想明白了，死后把遗体捐献出来，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两位老人在“我们的丧葬遗言”里写道：“我们一生为人低调，不好张扬，不图虚荣，一生勤俭节约，凡事从简，死后丧葬更应如此……把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校，用于医学教学、科研、临床解剖及可用器官移植。”
76岁的赵秋陵说，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53岁，儿子49岁，一开始他们提出捐献遗体的想法时，儿子强烈反对，但是老两口已经决定了，“我对儿子说，你反对也没用，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为了一切从简，也不给子女添麻烦。我们也不是做什么坏事，有什么好反对的呢？”赵秋陵笑着说。 、
2.父母均捐献遗体 儿子：有点遗憾但不后悔
回忆起父母，西安市民张杰心里的感觉比较复杂，有怀念，有骄傲，还有一点点遗憾。
张杰的父母张光荣先生和唐从光女士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两人在生前都已经签署了遗体捐献同意书。2012年11月27日，唐从光女士因病去世，捐献了遗体；2015年1月11日，张光荣先生去世，也在当日捐献了遗体。
“我们家一向比较民主，从我小时候，父母对我的态度就是绝对的尊重，到他们老了之后，提出捐献遗体的想法，虽然一开始我心里有那么一些抗拒，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谈起父母当时的决定，张杰回忆道。
父母去世后，并不像别人家那样，有一块墓地可以供子女在清明节缅怀，对此，张杰说，有点遗憾，但并不觉得后悔，“这是父母的选择，是他们的心愿，只有按照他们的想法做，我们做子女的也才能安心。再说了，并不是清明节去墓地祭奠才能表达哀思，我们在心里一直思念着他们，这就是最好的纪念。”
3.法国老人西安捐献遗体
96岁的法国老人让·德·米里拜尔，在西安生活工作近40年。他在生活中对自己很“吝啬”，却把时间、精力、金钱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及需要帮助的师生和朋友。他不仅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去世后还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中国，用于医学研究。
这个有着“陕西好人”、“中国好人”等荣誉的西安外国语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在西安生活了近40年后，于2015年10月10日去世。同年10月14日，西安交大医学部校园里，一座用来纪念遗体捐赠人士的石碑上，嵌入了一个叫让·德·米里拜尔的人的头像。他在遗体捐赠申请表上写道：“希望我的遗体，能对中国的医生有一点小帮助。”
4.老伴儿、亲家两口都捐献了遗体
4月1日，84岁的蔡秀琴老人，来到西安交大医学部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前，纪念她捐献遗体的3位亲人。
“我的老伴儿以及我的亲家两口子，一共3人，都把遗体捐献给了医疗事业。”蔡秀琴老人说这句话时语气平静，却让听者非常震撼。蔡秀琴说，她自己也已填写了遗体捐献的申请表，“等我去世也和他们一样，把身体贡献出来，供医学研究。”
蔡秀琴说，能决定死后捐献遗体，是受亲家两口子的影响，“2004年我的亲家母去世，把遗体捐献了，此时我亲家公已经去世多年，也是把遗体捐献了。我和我老伴儿参加了亲家母的告别仪式，当时就决定我们以后也这么做。把身体捐献出来，还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蔡秀琴说，老伴儿是2010年去世的，当时就捐献了遗体，7年了，因为没有墓地，这是她第一次来纪念他，“其实他一直在我心里，每天都和我同在，不在乎什么仪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