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脊梁的硬度

作者：聂梦

　　“重庆之眼，既是回望之眼、正义之眼，又是未来之眼、和平之眼。从它深重的目光里所映射出的，是情感、是信念，是磅礴的力量，是对过去的认同和对未来的承担，是一个民族脊梁的硬度，是一个泱泱大国文化自信的雄浑充沛与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

　　战争和灾难，两个重似千钧的词语，当它们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正是考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脊梁硬度的时候。

　　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战略轰炸。一座鲜活的城就此满目疮痍。在那些令人震惊、愤怒的数字和描述里，既堆积着敌人的野蛮、残酷和疯狂，同时也记录了无数重庆同胞的尸骨、血泪和他们殊死抵抗、捍卫家园的信念和力量。

　　一座城，及至一个民族。

　　我们不难想象，这仅仅是中华儿女在抵抗外敌入侵时所经历的重大磨难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很难想象，在史料所能铭记的沉痛背后作为个体的人的死与生;很难想象，在防空警报连响7日、大火连烧3天的极端恐惧之下，我们的同胞如何用生命描写“愈炸愈勇”的标语，拉开“雾季公演”的帷幕，并向前线输送数以百万计的抗日力量;更难想象，时隔多年后，当受害者和遗属正式起诉日本政府时，踏入的又是怎样一个更加旷日持久的战场。

　　这些疑问，范稳在新作《重庆之眼》中一一予以作答。

　　小说开篇写道：“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这一序言，振聋发聩地向世人宣告，这是一部关乎国家民族脊梁硬度的分量之书。

　　钩沉历史 面向未来

　　《重庆之眼》由两条并行的线索交汇而成。一条线索是对历史上重庆大轰炸中灾难性事件的回望，包括“五三”“五四”大轰炸、“八一九”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等，三位主人公的命运纠葛沉浮于其中，人生际遇的悲情与豪迈尤其令人唏嘘喟叹。另一条线索则追光于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步伐，在多方力量百折不回的尝试与努力中，呈现的是无所畏惧、抗争到底的民族精神的延续，以及正义和正声对于弱化战争暴行、掩盖历史真相的丑陋行径的反思与痛斥。

　　一面是钩沉历史，另一面是审视现实、面向未来。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完成了对抗日战争中重庆大轰炸惨案震荡至今的全景式描写。小说一再提醒我们，尽管距离那样的时空已经过去70余年，硝烟已灭，哀号已寂，但历史并没有断绝，而是沿着苦难和希望栉风沐雨，持续前行着。我们此时此刻所缅怀的并非史书里遥遥相望、无可触及的对岸，我们所缅怀的恰恰是我们的来处，而整个民族的前途与方向，早已深刻地寓于其中。

　　《重庆之眼》以浓郁的爱国主义为底色。无论是赛龙舟、演话剧，还是大隧道惨案以及最后的审判，在小说中任何一个重要的时间和事件结点上，作者所看重并着力表现的都不是愤懑悲伤，而是一个古老而日新的民族藐视一切苦难，在任何挫折和损毁面前都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硬气与正气。小说里，无数凝结着民族血性和士气的细节，在救亡图存的集结号角下，从不同的角落喷涌而出，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紧咬的牙关和眼眶中因焦灼而近乎干涸的泪水。

　　敌机刚刚飞走不到半小时，消防队和防护团的人们还在救火、救伤员、拉尸体。有伤亡的家庭还在哭泣，幸存的店铺就已摆出热气腾腾的稀饭、小面、抄手。从防空洞里钻出来的人们，该做啥子还做啥子。街灯炸坏了，临街的住户就将一盏盏煤气灯摆在门口，为行人照路。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齐泽克关于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时的描述：迪斯科舞厅还在正常营业，尽管可以听到背景中的爆炸声，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去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脚步，因为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相比之下，小说中的人们无疑走得更远——无论是世代居于山城，还是被密布的战云驱逐至此，在面对漫天的枪林弹雨时，他们的所思所想几乎一致：不仅要生存，更要生活，不仅要活得勇敢，更要活出体面和尊严。于是在龙舟赛上，赵五爷迎着炸弹以旗为枪;剧院被炸没了，演员们就在一旁的简易舞台上继续念唱;敌机轰炸过后，阔太太们从防空洞里袅袅走出，戏哂道：“女人家的牌局也来炸，真是上不了台面的。”

　　我们深深知道，永远没人能喊得回那些在龙舟上奋力划桨的远去背影，有些幽默的话也只有在当时的情境中才说得出、读得懂。正是在这样的细节里，结结实实地生长出了被战争和灾难包围着的城与人，生长出了生命的坚韧和一个民族的气概与风范。也正是在这样的细节里，我们读出了历史的必然性。这必然，与史实层面的因果链条或内在规律无关，而是被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一种对于希望必将战胜阴霾的磐石般的信仰所标识。在这里，义无反顾、胸有成竹的，并非结局，而是人心。

　　“这样的战争，日本是打不赢的。”

　　英雄的力量是人的力量

　　谈到《重庆之眼》的硬与正，不能不谈到它的英雄情结。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关乎一个民族对于崇高、对于善和美最深沉、最有力的想象和创造。

　　《重庆之眼》的一个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所呈现的英雄正义，并未单纯停留在杀敌报国、“革命加爱情”的层面上，而是将英雄的形象与鲜活的生命感和人情味紧密贴合在一起，将对英雄的崇敬和抒写，坐实在了人性的丰富面向和人心的细致纹理中。

　　小说中的战斗英雄刘云翔，既是大时代里披荆斩棘的英雄，也是在个体生命中有所持守的英雄。在他身上，既有为国捐躯、挥洒热血的豪情和理想，也有为了爱情牺牲自我的单纯和热望。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驾驶战机奋勇杀敌;面对心上人的召唤，他宁愿孤身一人，也绝不玷污对方的婚姻;待到沧桑过后一切归于平寂时，他选择在最简朴的生活中与昔日两位老友继续守望相助。就是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武青年形象，与固执、坚持又默默无言的苍老的背影交叠在一起，使得整部小说的英雄抒写拥有了更加动人、更为持久的支撑性力量。

　　与之相比，略微矮小、更加文气的邓子儒又何尝不是英雄?当他在龙舟赛上、在日机的嘶吼中一掌一掌击打大地，呼唤“雄起啊五爷”;当他从大隧道中踉踉跄跄背回刘云翔的半条命;当他以重庆大轰炸“百科全书”的身份主持原告团的上诉事务;当他的遗像被妻子和老友抬进东京的法庭……这样的身影同样伟岸，同样屹立于天地之间。

　　所谓英雄的力量，归根到底还是人性的力量。

　　“士气”不倒，民心从之

　　文化抗战，是作者在整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特别关切的部分。在他看来，中国还没有哪座城市像重庆这样遭受到过如此惨烈的轰炸，也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这样，在大轰炸中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范稳将小说的很大一部分篇幅献给了文学艺术界的文人雅聚，以及重庆在抗战时期著名的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了搭建临时剧台，蔺佩瑶在剧院周边被炸垮的民居里寻找道具。她来到一栋烧得只有几根立柱的破房子前，“看到一个烫了发穿着旗袍的小姐，正在一个还剩下半边玻璃的穿衣镜前描眉、扑粉”，而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具尸体躺在门板上。小姐说：“国泰剧院炸了倒好，我们可以露天看话剧了。昨天我一直等在外面呢。”这是一个呐喊的时代，有太多屈辱和忧愤需要宣泄，有太多麻木的灵魂需要唤醒。正因为有了对理想和价值的坚定信念与信仰，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才甘愿从血泊中起身，以生命为代价，让鲜血重新滴洒在话剧舞台上。

　　小说中曾提到“士气”与“士心”。“士心”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家国情怀、报效国家之心，也就是读书人的“士气”。正所谓“士气”不倒，民心从之，即便“未必能胜”，也要拼死一博。这样的表述放在今天，说的就是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力量。在抵抗外来入侵的过程中，即便国破，即便家亡，只要文化不被征服，一个民族就能够从根本上、从最深处继续获得精神的指引和滋养，从情感上、从心灵上继续拥有团结起来的信心和能量。

　　在诸多抗战题材的小说中，针对极为严重的蒙难受害的大事件，“我们一直没有集中叙写出哪怕是其中一个、且足以配得上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尊严的杰作”(《人民文学》卷首语)，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叙事里，若想越过民间传奇、个人欲望、解构戏说等，再寻求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常常是所获无几。

　　无论以上述哪种情况为背景，《重庆之眼》都称得上是当前文学创作中重大题材的新收获，是对中国故事的描述和叙写中涌现出的新的精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追求民族士气与体面的文学境界，始终是值得赞美和崇尚的境界，看到了在一条充满正气和正声的道路上，仍然有着丰富的写作资源和无边的风景。作者在作品中铺陈开来的浓浓的爱国热忱，以对和平和正义的向往与追求为深厚根基，这就将狭隘的民族主义从整部小说的底色和基调中剔除了出去，充分体现出一位对历史、对现实、对写作持有郑重态度的小说家的责任与担当，体现出写作者向着人类精神世界最深处不断探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属于中国的文学智慧的愿望和努力。

　　重庆之眼，既是回望之眼、正义之眼，又是未来之眼、和平之眼。从它深重的目光里所映射出的，是情感、是信念，是磅礴的力量，是对过去的认同和对未来的承担，是一个民族脊梁的硬度，是一个泱泱大国文化自信的雄浑充沛，与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

编辑：强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