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著录清初刊刻佛教《大藏经》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供图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王亚荣研究员表示，“大藏经”一语出于隋代。《大藏经》本来称为《经藏》、《一切经》，是经、律、论“三藏”的总集。《大藏经》的编辑和刊刻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在中土传播，扩展影响，特别是作用于思想、文化各领域，很大程度上依赖佛典的传布。经藏的结集、收藏以及目录的编撰，对于弘扬佛法，对于积累、总结、保存佛教文献和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浩教授认为，《大藏经》的刊刻是一个组织严密、规模巨大的工程，相关工作与刻板、印刷等工艺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与大规模图书印制、流通、贩卖等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因而在文化史和经济史上亦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开元录》的编定标志着从一般经录到汉文佛教大藏经目录编撰工作的完成，也为真正意义的、统一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的编刊确立起标准。
有学者指出，这部《大藏经》的发现，是继民国初年在陕西开元、卧龙寺发现宋元版《碛砂藏》及上世纪80年代在法门寺发现《普宁藏》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为研究明清之际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刊刻与流传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无论是对佛教文献学和大藏经编纂研究，还是对版本学和印刷史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