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公安厅长的“快手”少年：刻假章买警服

　　三

　　被抓前一个月，8月1日是杜应伟17周岁生日，没怎么庆祝。母亲郑祖琴说，全家人从来都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他们也说不清杜应伟的生肖。

　　17年前，杜应伟出生在云南镇雄山区，有一个大他三岁的哥哥和大他五岁的姐姐。

　　两岁时，杜应伟因肠梗阻动手术，麻醉注射太多伤到大脑，父母曾带他看医生，医生说没有问题，但父母坚持认为，他连简单的数学加减“20+25都算不了”，脑子坏了。

　　家里穷，每人只有五分地种植玉米。父母为了给杜应伟挣钱看病，跑到600公里外的昆明工地上打工。但一年下来，只攒到3000元。当时郑祖琴的哥哥在永康做焊工，郑祖琴便跟着丈夫一起离开家乡，来到永康。

　　杜应伟被留在老家跟着奶奶和外婆生活。在郑祖琴的印象里，儿子成绩不好又调皮，经常跟人打架，她常接到老师电话，被告知儿子又惹事了。

　　杜应伟二年级时，奶奶病重，无法再照顾他。父母担心当地一些人贩毒，儿子留在家里，也会走上这条路，就把他带来了永康。

　　郑祖琴只读过半年书，杜向成是小学学历。十几年间，他们在永康的各个工厂间流转打工。教育孩子这件事让他们深感无力。

　　每次被“叫家长”，郑祖琴都要跟老师赔礼道歉，然后恳求，“你给我带一下，我这边打工很不容易。”

　　五年级时，杜应伟把别人的牙齿打掉了。父母花了很长时间还清一万多元的诊疗费。问到打架原因，“我们问他，他也不说”。

　　再过不久，没等小学毕业，杜应伟就辍学了。他读不进去了。

　　同村一个大伯在贵州毕节开饭店，2014年11月，杜应伟去了那个饭店打工。

　　这期间，父母很少跟他联系。“他在那里的表现我们也不知道，他也不说他在那边的经历”，杜向成回忆，和儿子偶尔通个电话，也只是问他是否听话。

　　在毕节时，杜应伟百无聊赖，想找“当老板”的感觉，于是用手机百度到一家做假公章的商家，以100元价格购买了公章“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公司镇雄公司”。大伯曾开过长途客车，杜应伟记住了这个公章名字。

　　他还弄了个“三栏分类账”本，在上面写字盖章，然后把他们放到自己的密码箱中。这成为他生活的乐趣所在。

　　去年大伯的饭店倒了，杜应伟回到永康，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父母问起他在哪里工作，他不告诉他们，也不愿意带他们去。

　　17岁的杜应伟待在父母身边的时间，零零总总加起来大约只有5、6年。他们很少交流。当问到他们平时聊些什么?堂外公郑绍红毫不客气地说：“聊个屁啊!我们一天不是打就是骂!”

　　父亲杜向成黑黑瘦瘦，个头比妻子还小。他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就是“打骂”。杜应伟买警服穿，杜向成骂他，但他不听。“我说不能搞，会坐牢。他就说：我会去坐牢!”

　　忧心忡忡的杜向成趁杜应伟不在家，偷偷地拿走他买的警服烧了。杜应伟回家知道后，什么也没说，又默默地买了套新的。

　　“我们跟他讲事情，他不听，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 母亲郑祖琴为没能管教好孩子而自责。当她出现在看守所时，脸上满是紧张和焦虑，虽然才42岁，却有着与年龄不相匹配的苍老。

　　最初来永康，郑祖琴和丈夫都在工厂生产健身器材，工资一个月1200元。现在她在工厂做锅，一个月工资3000元出头，杜向成则在一家工厂做圣诞节饰物，生产大红大绿，喜庆热闹的小物件。

　　但热闹是别人的。夫妻俩打算再过四五年就回云南。在永康待了十来年，他们始终没有归属感，“一般都是上班，回来吃饭，关门睡觉，不跟人说话。因为又怕惹事，又怕打架”。

　　郑祖琴跟年轻女人曾因为使用厕所这样的小事而吵架。她觉得住处人多眼杂乱的很，不敢交往过多。他们没有什么朋友。除了赚钱养家，别无他想。

　　杜应伟也从来没带过朋友回来。郑祖琴说，他不敢带朋友回来，带回来他爸会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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