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15名突击队员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直面那生死“盲跳”的。
直到5月14日临出发前，李振波才同意了向海波参加行动的请求。为什么拒绝他参加？表面的答复是“你跳伞次数还少”，李振波心里其实还有另一层考虑：下去可能会面临伤亡，他才23岁，年龄还小“于心不忍”。
“当时真没想过怕什么。”向海波坦言，这些年，他先后有4次主伞打不开用备份伞着陆，有时也会担心好运气哪次就用完了。“没有临空一跳的勇气，是当不了伞兵的”，10年后，他那单眼皮下的眸子依旧闪亮。
原计划中，李振波也不用跳伞。最初，上级赋予他的任务是组织指挥部队空降。但在13日飞临震区上空了解到复杂的情况后，他决定带头“盲跳”。他打了个电话给部队领导：“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跳下去！”
跳下去！曾到过川西地区，见识过当地复杂地形的于亚宾知道其中的风险。“我是考虑过回不来的。”那天出发前，他特意“把存折里还有多少钱跟家属说了”。同是空降兵的妻子立马嗔怪：“呸呸呸，你说这些干啥！”
说与不说，现实的风险就摆在那里。
跳伞后，由于开伞器的工作环境在海拔3500米以下，不少人在空中自由落体下坠了1000多米。李振波和王君伟还遭遇了主伞打不开，启用备份伞降落的险情。
落地时，由于地形复杂，殷远落进樱桃林，伞挂到了树上；李振波撞到树上，大腿被树枝刺穿；雷志胜右腿撞在了石头上，肿得老高，走路一瘸一拐……
最终，15人还是伞降成功了。14日12时25分，地震发生46小时后，他们作为第一批救援力量跳进了“孤岛”茂县。
着陆后，他们第一时间向指挥部发出了一份事关战友生死的情报：由于地面情况复杂，不利于大规模空降，而且剩余人员所用伞具都是圆伞，抗风能力差，建议取消后续的空降行动。这意味着，他们将独立承担起侦察地震灾情、引导空中救援等任务。
地面比空中更危险。沿岷江通向汶川的道路，已多处被山体滑坡掩埋，余震不断。脚下是滔滔江水，头顶不时有石子落下，打在头盔上，砰砰直响。有一次，他们刚刚通过一处滑坡地段，巨石就轰隆隆滚落，“石头有半间房子那么大。”
让他们更加记忆深刻的是见到灾区群众时的情景——
不论他们降落的地点多偏僻，一落地，总有人群呼啦啦围上来。李玉山记得，当时一位40多岁的男子抓住他的手喊“解放军来了”时，手一直在颤抖。
挺进汶川途中，他们不时遇到游客从震中往外走。看到带着通信设备的解放军，人们纷纷递来写有亲人电话号码的纸条，希望能代为报个平安。后来没纸了，他们就把电话号码写到迷彩服上。一件写满了电话号码的迷彩服，至今珍藏在空降兵军史馆。
“我们小分队的价值，除了侦察灾情、引导空中救援，还在于一路上给灾区群众带去了生的希望、带去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回顾10年前那场行动，于亚宾感慨：“军人不是为了立功而战的，祖国和人民需要时必定义不容辞。”
事实上，他们的功绩已经载入史册。空降震中后的7个昼夜里，他们翻越了4座海拔3000多米高的山峰，徒步220公里，在7个乡、55个村庄侦察灾情，上报重要灾情30多批次，为后续救援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
他们还在茂县、汶川沿途开辟机降场6个，引导机降、空投20多架次。其中，在汶川开辟的首个机降场，为震中地区输送了大量救援物资；在茂县牟托村开设的空投、机降点，一举解决了附近10万受灾群众和伤病员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