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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减负怎么减 基层列“清单”

专题新闻 陕西日报 作者:王雄 卢萌 乔佳妮 张丹 王帅 杨光 康传义 王睿 程刚 张权伟 霍海澎 武丹 杨小玲 艾永华 郭诗梦 雷魏添 2019-06-19 10:45:22
[摘要]为基层减负怎么减?广大基层干部最有发言权。

  今年3月,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省委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缜密调研,结合省情,于4月2日印发了《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十条措施》(以下简称《十条措施》)。5月17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要求从讲政治高度执行好我省《十条措施》。5月27日,省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对照《十条措施》查摆问题、列出“清单”,集中发力、逐一销号,并建立长效机制。

  为基层减负怎么减?广大基层干部最有发言权。

  6月初,陕西日报记者分赴全省各地及相关部门,倾听基层干部的心声,了解长期困扰基层的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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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少说虚话 多干实事

  “《十条措施》说出了基层干部的心里话。‘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这是我们以前日常工作的生动写照。”黄龙县某部门干部杨某说,有时一天得参加几个会,加上开会路上耗费的时间,一天就在会议中过去了。想静下心来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感到时间根本不够用。

  杨某建议,领导干部要转变工作观念,精简会议,改变会风,大会少开,小会合并开,长会短开,能在政府网站发文的就不要召开会议。“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最近的会议明显少了,中央及省市一些重要会议也多采用电视电话会的形式召开。”他说。

  韩城市处级干部李建(化名)说,他最苦恼的事就是每天有开不完的会,有讲不完的话。4月的头一天,他总共开了5个会,其中与他工作有关系的只有3个。会议耗时长不说,关键是每个会他都得讲话,而且讲的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套话和虚话。尤其是最后一个关于社区文化建设的会议,由于分管领导不在,他被临时拉来“站台”,非让他做最后的总结讲话。他说,这样的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已经安排得非常到位、非常扎实了,按说没必要再重复会议的意义和重要性,可办会者非让他讲,好像他不讲,这个会就开得不成功一样。李建感叹,这样的讲话往往没有实质意义,完全属于形式主义,属于繁文缛节。讲的人不知所云,听的人也不知所云,白白浪费了精力、浪费了时间。

  李建说:“减负不仅要自上而下,更要自下而上;不仅要靠中央和省上的部署,更要靠基层的自省和自觉。”他希望,今后应按照省上要求,进一步把干部从会议和讲话中解放出来,激励干部少说话、多干事,让领导同志尽量少开会、少讲话,把省出来的精力用在办实事上。

  铜川市某驻村第一书记说:“会议层层重复开,文件个个向下转,检查评比走马灯,导致干部疲于应付,只满足上级指示原本传达,根本没时间抓落实。一些文件的制定往往是机械照搬照抄照转,出台制度规定‘依葫芦画瓢’。”

  “会多自然导致走访入户少,解决居民关切的问题少。社区工作人员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如果不能把充足时间真正花在为居民服务上,那我们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咸阳市一位社区干部王某说,“希望以后少开会、开短会,一些会议可以用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区为居民服务。”

  省某厅一位处级干部坦言,过去厅里也经常喊为基层松绑减负,但该减的没有减下来,反而该保留执行的事项没有很好地执行,上级和下级都很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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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建立数据平台 避免重复发文

  同一份在外务工人员名单,多级、多部门催要;上级要求的卫生状况调查,当天安排当晚就要结果;一天时间,9个干部要完成10多项工作……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两年来,渭南市的小王和村干部们常常被重复的工作困扰。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很多基层干部。清明前夕,渭南市某街道办副主任小李收到来自4个部门的4份文件,内容均为“注意防火,保障安全生产”。他粗略算了一下,一年到头,街道办最少能收到上级下发的文件1200余份,其中不乏涉及同一事件、由不同部门重复下发的文件。

  结合自己在原单位的工作经验,小王建议:推广智慧办公,建立公共数据平台,以“大数据云”的形式共享互通信息。相关部门、单位可以随时从公共数据平台提取、下载信息,减少重复劳动;上级下发的文件和要求,下级也可随时下载学习、落实。

  安康市某镇干部陈某表示,原来到贫困户家中帮扶,必须要拍“四书五照”,帮扶干部和贫困户要在大门口、卧室、厨房等地方拍合影,还要有入户过程中的纪实照片。这种“留痕”的过程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还让贫困户非常反感。陈某包联的9户人家居住非常分散,最快速度也要2天才能跑完一遍。但是因为要拍照,必须和另外一个干部一起,4天才能跑完两个人的包联户,这给每个干部增加了一倍的工作量。陈某建议,建立大数据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利用信息化手段减少基层干部的工作量。

  “一些报表的数据,比如经济指标数据,发改部门、办公室和多个部门都需要,我要分别汇报。对于我们基层工作者来说,上报相似内容的材料,以不同的口径统计上报,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西咸新区一位基层干部张飞(化名)说。他建议,管理部门要打通信息壁垒,实现资源共享。

  省某厅一位干部表示,超篇幅、超范围发文,文种、文号、简报该精简的不精简,已精简的违规启用。没有时间调研,写文件、制文件往往机械照搬照抄,内容并不是来自一线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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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减负要落实 别再换马甲

  上级督促检查是工作必不可少的部分。宝鸡市某镇干部说,这几年上级检查越来越频繁,提出的标准越来越高。每次检查前,村镇干部要踩点,要准备大量资料,要准备宣传展板……让人精神高度紧张。

  中央和省上专门印发文件,着力为督查检查考核“瘦身减负”,有的地方却改换马甲,以“督导组”“调研组”的名义行督查检查考核之实。不仅如此,检查组提的要求时间紧任务重,比如某项工作2月才布置,3月就要达标的结果,否则问责。达标的结果怎么体现?写汇报材料,写总结报告。有时候因为领导无暇顾及,这个工作就算过去了。

  西安市灞桥区某街道办工作人员无奈地说,以前上面要求所有工作都要事事留痕,事不过夜,经常上午发通知,下午要报材料,工作还没做,总结先报一大堆。谁报的材料不及时就意味着对工作不重视。针对基层的各类专项督查检查更是名目繁多,每项工作执行的都是日报、周报、月报制度,要求天天报材料报数据报总结,一个个不实数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为了迎接各类活动,往往要赶制各类旗子、横幅和广告牌,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没来得及取回来,活动就结束了,最后只好把这些东西堆放在库房。

  汉中市基层干部杨某发现,一些检查过于依靠材料,无形中加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他认为,完全可以从源头出发,制定科学严谨的考核标准,依托最终的结果来判定工作是否得力。对工作完不成的或质量不达标的进行问责,不需要过于依靠材料。

  “你知道怎么在表格的空白格子里画线吗?得拿尺子比着从左下角画到右上角才算标准。”说到基层工作的形式主义,在西咸新区某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张亮(化名)向记者比画着。张亮在某贫困村主要抓扶贫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迎接各类检查。

  商洛市某县处级干部张某则十分无奈地表示:“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张某建议应按照目标任务或时间节点,做例行检查和验收,减轻基层负担;对工作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只作为检查验收的辅助材料即可。

  省某厅一位部门负责人表示,督查考核是指挥棒,过去省上相关部门重视过程、忽视结果,很容易让基层学会“见招拆招”,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造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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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减负同时 还要增智

  作为汉中市一位开发区干部,吴某认为,“三项机制”是个好政策,但在基层工作中往往缺少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使得好政策实施效果打了折扣。“我们招商引进来的项目,政府要求按规定时间保证项目落地,但事实上一块土地的手续全部办齐就得3年至5年。所以,我们常常会面临不少项目被政府招商引进,却无法及时落地的尴尬。”吴某说,他们去年招进来50多个项目,最终落地的仅有10多个。他建议,进一步细化“三项机制”的措施,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

  榆林市乡镇干部贾某说:“很多上级部门为了推责,一级一级把责任下移,层层签订责任书,最终所有的东西都落到了基层乡镇头上。乡镇权力不大,责任却很多,权责不对等,导致基层留不住人,干部叫苦连天。我希望该是部门的责任就应该由主管部门承担起来。”

  在西安担任多年村干部的刘某称,基层农村干部时常会感到“能力恐慌”,对政策吃不透,不知道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刘某表示,给基层“减负”的同时,还应通过远程教育、多媒体等方式,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力度,给他们“增智”。基层干部的视野开阔了,才能更有底气和自信带领群众致富,才能更好地建设美丽乡村。

  咸阳市一位县处级干部李某说,自“三项机制”出台执行以来,市上聚焦干部在追赶超越和脱贫攻坚等重点任务中的表现,加大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调整力度,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良性循环。他建议: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做到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专项考核与全面考核相结合、效率考核与效果考核相结合,改变有些地方考核指标和内容过于繁多细致、考核周期过短、考核方式走过场等现象。这样既能发挥考核的激励监督作用,又能让考核不成为负担,由考核“痕迹”变为考察“足迹”“实绩”,将考核作为反思、改进、提升工作的手段。

  省某厅一位处级干部建议,在基层执行“三项机制”过程中,应通过典型事例强化落实,增加不同类型事例的积累,总结出一些规律性做法,以案例说话、以数据说话,让更多的干部知道哪些行为值得褒奖鼓励、哪些错误能宽容、哪些人能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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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少打招呼 不看“演练”

  张星云(化名)是韩城市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出了名,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调研团”前来考察调研。刚开始,张星云面对前来调研的干部还能笑脸相迎,可渐渐地就厌烦起来,觉得没完没了的接待简直不堪重负。

  截至4月8日,短短半个月,张星云已经接待了8拨调研人员。这些人来,不但要给他提前打招呼,而且要求他提前给群众打招呼,让群众做好准备配合他们调研。为了应付这些调研检查,村上的干部放下手头的活,不停地写材料、不停地填表格,弄得干部们焦头烂额。尤其是到了每周四的扶贫日这天,包联单位的干部和领导,几乎倾巢而出,来到村里搞扶贫。这么多人一下子拥来,不要说群众家里,就是村委会的办公室都“盛不下”。

  张星云希望上级领导控制调研次数,不要让调研影响到基层的正常工作。少“打招呼”,多看一些没有提前“演练”的地方,多一些不做提前安排的随机性调研,这样才能准确、全面、深入地了解基层情况。

  作为一名社区干部,汉中市的邢某表示,脱贫攻坚剩下的都是难中之难、坚中之坚,但这项政治任务,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好。可在实际工作中,邢某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不仅仅是因为任务重,还因为平日里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调研和检查,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特别是到年底,多得让人应接不暇。“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到政策宣讲,小到老百姓家的矛盾调解,都是我们社区干部的事。”邢某说,他希望提高调研、检查的针对性,让基层干部从疲于应付中解放出来,腾出更多精力走进基层推动工作。

  省某厅办公室一位干部表示,过去的确存在调查研究搞形式、走过场,打造“经典调研线路”,搞走秀式调研等情况。由于注重调研形式,调研的内容如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存在的困难、对策建议等往往被忽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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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漫画均为 辛刚作

  工作群:别让微信成“秀场” 投票点赞要实在

  手机是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工具,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但对一些社区干部来讲,手机反而增加了工作负担。宝鸡市一位社区干部说:“我的手机里有十几个工作群,一次活动一个群,一份文件一个群,一个圈子一个群,一个分管口一个群,甚至还有‘僵尸’群。每个群里都有自己的主管领导和上级,所以即便是‘僵尸’群,领导不退群,别人都不敢退。”

  微信群里信息铺天盖地,上传下达毫无方向。同样一个文件,这个群有,那个群也有,有时候重要的通知反而在群里找不到,被淹没在信息的大海里。

  “各种工作群,只要领导一发言,底下就点赞一片;领导发个帖子,下一秒就有人点赞。他有时间看这个帖子的内容吗?或者他根本就没看,只是习惯性地点赞,做一个‘手滑党’。”这位社区干部说,“在各种工作群里‘拍照留痕’,晒工作现场和内容,虽然单位没有明文要求这么做,但已经成了职场的‘潜规则’。比如一人晒出他在写材料,旁边放一盒感冒药,领导看到了就给点赞,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这就像剧场里第一排的观众站起来看戏,后排的也都站起来看戏一样,‘剧场效应’就是这样形成的。”

  “工作群里更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杨凌示范区某部门张某说,“在我们部门,一开始建立微信群是为了方便工作,促进大家沟通与交流。但目前看来,同一个事情在多个群里重复通知,不仅浪费了资源,更给大家的日常工作带来了不便。有时候,甚至要一直盯着手机,随时回复‘收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形式主义。”

  韩城市社区干部小王说,他的手机里有一个“某地好人”的投票。他的私信对话框、工作群、朋友圈里到处都是这个活动的拉票信息,甚至还有人把投票链接发到群里,再发一个小红包。“你说这是领还是不领,领了你得给人家投票吧,这不就是买票了吗?”小王很纠结。

  作为一名社区负责人,小王平时的工作量大,根本没有时间把30多个好人好事介绍一一看过来。虽然票选的初衷是为了传播好人好事,学习好人精神,但小王周围的人也都是按人情投票,并没有太重视人物事迹。

  微信投票有它的优点,省事、辐射范围广、相对受外界影响较小。但微信投票的过度介入,会引起拉票成风,干扰干部群众的正常生活,也有失公正。小王说:“我还是希望今后的评选中,能够真正以事迹和成绩说话,加强对好人精神的宣传,让评选达到真正的目的。”

  一位省某厅局级干部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核心是领导干部政绩观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这个问题不花大气力从根本上解决,为基层减负就是一句空话。

  据记者了解,针对这些问题,省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求省级部门“对病号脉”“开出药方”,紧密结合部门实际,尽快拿出管用有效的举措大力加以解决。

  (陕西日报记者 王雄 卢萌 乔佳妮 张丹 王帅 杨光 康传义 王睿 程刚 张权伟 霍海澎 武丹 杨小玲 艾永华 郭诗梦 雷魏添 见习记者 申东昕 陆晟 田锡超 赵杨博)


来源:陕西日报

编辑:张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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