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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作家，在翻译方面是被动的，“作为我自己来讲，平常在西安居住，作品翻译只能守株待兔吧。只有翻译家到西安寻着我，才能把我作品翻译出去，这是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贾平凹透露一度和外国的翻译家断了联系，“我的翻译作品有个很奇怪的现象，90年代初期《废都》翻译还挺多的，后来各种原因就和外界断绝关系了。汉学家寻不着我，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他们，基本上十来年没翻译，这七八年以来，各种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埃及的、日本的韩国的各种版本的翻译作品现在出了三十多种。但是英译比较少。已经翻译的有《高兴》《带灯》《极花》，《秦腔》正在翻译，下来还有《山本》《古炉》，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翻译出来。”
难翻译：最害怕文字味道翻译不过去
中国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大量读外国作品都是翻译作品。贾平凹回忆：“翻译作品对中国文学扩大全球视野，提高艺术水准方面作用太大了。80年代为什么作为一个新兴的节点来谈，主要是当时大量读外国文学作品。”
不过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字转换并非易事。贾平凹也在思考为什么自己的作品很难被翻译成外文，“我在写东西时，继承中国传统多一些，文字上特别讲究一些，我最害怕的是把味道翻不过去。和翻译家一交流，文字之外，言外之意这些东西，我估计是比较难翻译的。我接触几个翻译家，都说：‘你的作品确实难翻译’。这也是作品翻译不出去的主要原因。”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一些人从别的地方拿我的作品翻译，比如我写土匪叫“逛山“，指不务正业、浪荡的人，他翻译成在山上旅游了。所以翻译过程中要不挺地沟通。”
迪兰也讲述了自己在翻译秦腔过程中的感受，他说：“方言不是问题，贾先生写东西也不是写给老家人的。在翻译《秦腔》的时候最难的是部分是对戏剧词汇的翻译。比如在《秦腔》中，夏风跟白雪离婚的时候，放了一段《辕门斩子》，如果你不知道秦腔的背景、《杨家将》的故事，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放这段戏。所以特别难翻译。”
贾平凹说，和翻译家沟通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到陕西看一看，考察一下，我所描写的环境、山川地貌、人怎么生活，有感性认识。迪兰上次和另一个翻译家来，他不知道窑洞到底是什么概念，当时我们去看窑洞，去易俗社看秦腔。以前有日本的翻译家专门来，我写了什么吃的他要吃一下。再有一种沟通就电子邮件沟通。特别是写到农村题材，有大量不好懂的东西，比如生产队、记工分、粮票，外国人想象不来这是啥东西。比如说到‘一头沉干部’，意思是男的吃国家饭在单位上班，老婆在乡下，这种夫妻形式。确实不懂中国文化的话很难理解。
谈新作：正在创作城市题材小说
王春林谈文学翻译时说：“每一个国家、时代，文学都不能单独发展，必须在世界文学大的背景和语境之下发展，文化交流、文学交流就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个常态，这是无法忽视的。文学界一直有一句话，美文不可译。一些优秀作品，越是精妙的东西，越是在翻译过程中容易被丢失的东西。所以文学翻译某种意义上比文学创作还要更困难的事情，要求优秀的翻译家具备双语能力，更重要的是应该对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不了解就可能闹笑话。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向迪兰这样的翻译家表示敬意，正因为有这样的翻译家，才使得当下的文化交流、文学交流成为现实。”
被问到最近的写作计划，贾平凹说：“我在写作上基本上有两个方向，第一是写的现实生活，原来写的是老家，后来发展到写秦岭故事。第二就是写中国100年间发生的事情，各个时期的人们的生存状况。顺序上有前有后。”
而贾平凹表示最近也要把写作目光投向城市：“我在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在西安这座城市写过一部《废都》，后来写《高兴》，严格说《高兴》不是城市故事，是农民在城里打工的故事。最近准备写一部关于城市的小说，还在写作中，明年再献给广大读者。华商报记者 路洁/文 王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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