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张立和朋友合伙在长安开了家环保公司,现年41岁的他,先后从事过数控机床工、网络工程师等职业,但买书、藏书、阅读却陪他走了半辈子。
读书是疫情期间最大慰藉
张立是长安高桥街道(现为沣西新城)人,他仍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招工在西安上班的父亲带了本林汉达编写的《故事新编》,他一口气从下午读到傍晚。“现在还记得当时那种过瘾,感叹‘有书读真好’的兴奋。”
1996年,16岁的张立报考中专,那是那个年代成绩优异的农村初中毕业生的首选。“那会儿我志向远大,每天坚持记日记。”张立说,“疫情期间,我特意翻出那时的日记,有一篇令自己感动到哭。”张立特别强调他的哭不是流泪,而是出声的哭,除了这次,疫情期间他在听闻李文亮逝世时也曾痛哭。当然关于那篇惹哭他的旧日记,华商报记者试探问是“初恋”?他不置可否。
‘勤于记录 乐于重温 敢于自嘲 善于修正’是张立很推崇的一句话。读完个人日记后,他迫切地想从名人传记中寻找“修正”。“书架里有早前买的、一直没时间读的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读到博爱、怜悯的托尔斯泰时我却一下想到疫情间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伟人。”张立说,之后他又花了半个多月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文中对快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自然主义的推崇,提醒他该从另一个角度反思疫情。
他说:“疫情中最大的慰藉就是读书,在书与现实的呼应中,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