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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岁反腐斗士杨维骏病逝 曾去中纪委递交材料扳倒白恩培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时间:2020-06-11 07:45:00 编辑:杨蓓蕾 作者: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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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杨维骏的女儿向华商报记者证实,云南省民盟创始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于6月9日18时02分病逝,享年98岁。

  “正式的讣告和生平简历很快就会公布,我们在家里已经设立了灵堂,接受家人亲朋的吊唁,政府会在12日在昆明跑马山公墓举行告别仪式。”6月10日,杨维骏的女儿告诉华商报记者。

  杨维骏,1922年生,云南昆明人,滇军名将杨蓁之子。曾任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维骏,这个名字令腐败者闻风丧胆,他举报之下,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秦光荣,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等官员先后落马。

  作为反腐斗士,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的“三最”纪录。

  >>“公车上访”

  带着农民乘公车维权

  在世人眼里,杨老是名副其实为民请命的反腐斗士,老人反腐的骨头最硬气,像是打不倒的“愚公”。他口中念念有词:“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停。”杨老的女儿介绍,读报、接待访民、更新博客,看电视新闻,反映问题……成为父亲晚年的主要生活。

  2014年8月,杨老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坦承,最痛恨腐败,在很多场合直言有腐必反,因为腐败祸国殃民。这也是老人让女儿帮开博客、网名取名“直言”的原因。杨老透露,他会经常在网上发表文章,有时也通过信件,或者直接到中纪委反映问题。2010年,当时昆明市有一些农民耕地被强占,住宅被强拆。出于关心农民的疾苦,时年88岁的杨老坐着政府配备的黑色奥迪A6公车,带着维权无门的农民代表到云南省政协和省国土厅反映问题。

  省政协老干处处长后来到家里问老人为何用公车带领农民上访?杨老义正辞严地回答道:难道组织上分配给的公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用于为民请命?

  也是在此次“公车上访”事件后,杨老被媒体称为“最可爱的官员”。

  或许是因为示范效应,自此之后,不少失地农民都会找杨维骏。在无法获得补偿、上访渠道受阻的情况下,杨维骏成了他们的某种希望。而杨维骏也都来者不拒。

  2013年5月13日下午,昆明市晋宁县广济村民召开“保护农田群众大会”,邀请杨维骏参加。时任晋宁县委书记一早来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出席,但杨维骏反驳“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最终,县委书记的态度从劝阻变为“多去指导”。

  当杨维骏要从家中赶往约30公里外的广济村时,被告知“车不能送他”,政协给他配的公务车只能在昆明市区跑,不得出城。不过杨维骏最后还是设法从友人处借得一辆车赶到了会场。 华商报记者 李华

  >>反腐战果

  去中纪委递交材料 扳倒白恩培

  杨老反腐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实名举报云南省委前书记白恩培。杨老介绍,白恩培任云南省委书记10年中,大搞毁乡造城的“大城市化”运动,强占基本农田,强拆民房,还与私商勾结,贱卖国家矿产资源。

  2001年,白恩培主政云南后,曾一举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使云南走上破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的道路。这时,杨维骏已离休8年。

  农民多次上访无果,杨维骏听说有90多岁的老农不愿离开土地,房屋又被强拆,投诉无门,病死在猪圈、柴房中。

  他在老干部座谈会等多个场合批评白恩培的做法,白恩培不予理会。

  一位在职官员私下告诉杨维骏,自己听到一位省级官员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

  爱人王婉琪一度担心家人的安危,那阵子因时常看到陌生面孔在屋外来回走动,“好像被人监禁一样,没了自由”,她变得敏感多疑。

  杨维骏却愈战愈勇。2011年,他让女儿开通名为“直言”的博客,将白恩培等省级官员的违法违纪材料公布于网上。

  这些努力成为他反腐的标志和标签。有官员曾给杨维骏写匿名信,表达自己的钦佩和祝福,称杨维骏有“打抱不平的风度”。

  杨维骏的反腐事迹中还有一个涉及矿产资源的被人津津乐道。

  2008年,杨维骏得到一个内部消息,价值5000亿、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四川私人老板刘氏(注: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被白恩培拒绝。

  2008年5月13日至8月6日,正值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到云南省开展巡视工作。杨维骏将材料反映给巡视组组长房凤友。对方称会重视,并对杨表示感谢。2008年9月27日,《云南日报》头版的一篇《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向我省省级领导班子通报情况》的报道中,房凤友讲到云南省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时,专门提到,“要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积极探索对矿业权设置和转让的有效途径,建立和维护矿产资源开发的良好秩序。”此次会议的主持人正是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白恩培。

  2013年,杨老借去北京看眼病的机会,专门去中纪委信访局递交了反映材料,老人实名举报的5个案子都直接或间接与白恩培有关。杨老坦承,举报贪腐对自己的晚年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但他从未考虑退缩。

  >>反腐策略

  春节团拜会上递交材料

  仇和当年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力推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不属于改造区的云大医院职工宿舍、大观幼儿园等二十余家单位将被违法拆迁。

  面临相似噩运的还有昆明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圆通寺的藏经楼。有人向杨维骏反映,该建筑申请修缮后,省宗教事务局的经费还没审批下来,仇和却批示要求限期一个月修整完毕,否则当烂尾楼处理。

  几家单位负责人找到杨维骏,恳请他出面协调解决。

  86岁的杨维骏走访调研了圆通寺和五华区的几家单位,整理成两份情况报告。正值新春佳节,省委领导请老干部吃饭。饭桌上,杨维骏走到省委常委坐的一桌,将打印好的十余份的举报材料交到每个人面前。

  “这就是我的策略,老百姓缺少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我利用离休干部的身份,在某些场合接近省级官员、各类领导,帮忙传递信息,当面他们不得不过问。”谈及此事,杨维骏不苟言笑,语调却显得欢快。

  第二天,城中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找到杨老,表示20多家单位暂不拆迁。藏经楼也完好保存至今。

  王婉琪看到老伴身上生出的使命感,脱下乌纱帽后,还要“替天行道”。“他得罪的人多了,倒也不怕了。”

  >>烈士之子

  父亲是滇军名将 朱德的结拜兄弟

  “我是烈士之子。”杨维骏念念不忘,立志成为父亲那样正义且纯粹的人。

  三岁时,父亲杨蓁惨死军阀之手。但父亲的故事一直在五个兄妹中流传下来: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是朱德的结拜兄弟、孙中山的代参谋长。

  母亲时常提起往事,告诉杨维骏父亲如何爱民爱兵。昆明岗头村村民的牛羊被土匪抢走,杨蓁带兵追了一百多里夺回。

  小学五年级,杨维骏便加入全校抗敌救亡会,讨论时局,呼吁抗日。大学期间,他担任云南大学自治会主席,带领400多名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之后加入云南省民主同盟会,在策反卢汉起义中发挥关键作用。

  杨维骏谈起少年时光,总会说个不停。“那段日子快乐、充实,我很怀念。”有时,他仿佛还活在那段峥嵘岁月,嘴上挂着“革命”“叛徒”“斗争”这样的字眼。

  在特殊年代,杨维骏的意气风发也曾一度被消磨。在文革浩劫中,他变得慎言慎行。那些年,女儿杨艺的印象里,都是父亲在田间犁地和在书桌上伏案的背影。他很少和妻儿交流,也没有开怀大笑过。

  >>反腐格言

  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

  1978年,杨维骏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政协副主席。

  杨维骏思考,以前自己为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而革命。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始行动。

  云南省人大会议上,杨维骏开始就政府报告工作内容提出异议,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过高,会损害人民利益。

  也有人反映昆明钢铁公司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导致钢铁质量和产量上不去。杨维骏听闻后,带着经济学家去调研,将报告递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他什么都想管,性子又直,开会时当面反对、批评,让很多省级领导下不了台,别人自然排挤他。”王婉琪虽不关心时政,也免不了听到别人背后对杨维骏的评价。有人说这样会影响仕途。王婉琪也担心,时常劝他不要太固执,钻牛角尖,杨维骏没有听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南省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杨维骏接到一家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称在某省级领导的包庇下,有商人将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该厂。杨维骏掌握证据后向上反映。不料案子没破时,他的名字从下一届人大代表候选名单上消失了。

  1993年,杨维骏离休。离休后,杨维骏每天从未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即使躺在床上,他说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

  身边不理解的人也很多,有人怀疑他被访民“绑架”,还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这是杨维骏挂在书房自勉的一首诗。杨维骏对种种非议不以为然,他坚持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杨维骏还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七八十万字,包括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和他多年革命、反腐、为民请命的经历等,希望对后人有所借鉴。

  文集的扉页上写着: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杨维骏称,这是他的人生格言。

  杨老说,与腐败作斗争,依旧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综合《新京报》《环球人物》等

  >>>斗士自述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这是我应当的

  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很多人都会问,为何一个离休老干部如此勇敢?在杨维骏的自传中,他披露了自己甘当反腐斗士的心路历程——

  我是穷苦人出生,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是女工,父亲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代参谋长,后来被军阀杀害。我小时候在上海,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在家仇国恨的环境里长大,小学5年级就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前是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被特务追捕过,九死一生过来的。“文革”劳动改造20年,流着泪看马恩文选,有了信心,才撑过来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是我应当的,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当时,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行动,云南成立了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作为小组成员,杨维骏就曾揭露昆钢某高官亲戚私卖钢材,收受对方汽车的行为。只是没想到,反腐之路一走就是几十年。

  虽然多年举报的对象已落马,但杨维骏说云南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他不会停止,只要有意见,还会提下去。杨维骏说,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无论是什么领导,谁关心群众我就拥护谁,谁漠视群众我就反对谁。我不怕得罪人,我活在世上,就要与腐败势力作斗争,这是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采访完,杨维骏送记者出门。门口还在等着的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来找杨老就是希望能给他们出出主意,因为对于白恩培的落马,他们要开个会,会上还要讨论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

  这也是杨维骏不能释怀的,“为何官员被查了,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站在斜阳下的杨维骏说这话时,表情坚毅,斗志昂扬。他说,时不我待,腐败不除心难安,生命不息,反腐不止。 据《中国新闻周刊》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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