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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酒、席面饭菜、份子钱等都有明确规定，陕西省富县羊泉镇安子头村和武功县武功镇聂村，因为聚焦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为村民减负，被评为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
华商报记者采访到了村民和村支书，了解红白理事会如何建立、如何推行、效果如何。
30年前办场葬礼花4-5万元 避免铺张浪费势在必行
聂村1990年10月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在这之前，办丧要搭戏台、演歌舞、请号队，一场葬礼要花4-5万元。
“4-5万元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村民来说，负担过重。但是，不办得体面，又觉得丢面子，于是，村子里出现了借钱办丧的情况。”聂村村支书崔义锋回忆。
为了避免攀比之风盛行，时任聂村文书的崔义锋提出了“厚养薄葬”的方案，他认为生前的赡养和情感联系，远比逝后的排场重要。
之后，聂村将红白喜事的开销列入村规民约：香烟每盒不超过10元/盒，酒每瓶不超过50元，宴席每桌不得超过200元，乐人不超过4人；传统的六到八十人的抬丧队伍，缩减至八名送行抬丧人员；同时，严禁唱戏、严禁歌舞，严禁管乐。
“村里把这个叫做‘一三四八’原则，1990年刚开始施行这个原则的时候，许多村民不能理解，他们说，‘我花的是自己的钱，你凭什么管我’。但是规定一旦开始执行，就不能有人破坏，所以就需要村委会的干部亲自上门，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崔义锋说。
“一三四八”原则刚施行不久，一位家境优渥的先生要为父亲大办葬礼，“我去家里劝到了晚上12点，最终达成了协议，把搭好的戏台和唱戏班子都退掉了。”
如今白事只有一个花圈一场追悼会
32年间，聂村的村规民约也在与时俱进，崔义锋介绍，因为物价上涨，宴席的标准从不超过200元，涨至不超过300元，同时，所有要办红白喜事的家庭，都要先向红白理事会报备，由红白理事会根据清单列项，不能超出预算。“村里红白喜事的主持人都是我，上门为大家免费主持，让他们想花这笔钱都花不掉。”崔义锋调侃到。
崔义锋说：“现在的白事都办得很简单，有时候只有一个花圈，村里再为逝者开一场追悼会就结束了。不仅如此，红事的烟酒标准略高于白事，但是村民大多按照白事的标准办事，他们从最开始的不理解，已经变成现在的习以为常了。”
不仅如此，聂村的婚俗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演进。崔义锋说，近几年，村里嫁女的彩礼钱已经减少了数万元，村委会正在努力引导村民适应新时代婚俗。
村民态度
结婚贵在两情相悦，极力反对买卖婚姻
鸡块、带鱼、条子肉、豆角、皮冻、扁豆、花生米……8凉8热的家常菜组成了一桌婚宴酒席，满打满算一桌菜，一共花费近300元。婚礼的车队，也全是跟朋友借来的，聂村村民崔保印一直赞成村里红白理事会的规定。
崔保印不久前在村里给29岁的孙子办了婚礼，“孙媳妇是一个同村的姑娘。婚礼来的都是关系比较近的亲戚，还有附近的邻居，不到60个人。”
酒席、烟、酒、现场布置等，按照村里红白理事会的规定，崔保印说这场婚礼大概花了四五千元。
崔保印给孙媳妇的彩礼钱，在全村范围内也不算多，一共不到8万块。他回忆，两家家长见面的时候，女方没提房子、车子等特殊要求，就聊了彩礼钱，男方家长没有犹豫，直接按照女方的要求给了彩礼。
结婚贵在两情相悦，崔保印极力反对买卖婚姻，“同村有的人娶媳妇，给了十二、三万元的彩礼。我觉得近几年农村的天价彩礼，受到了部分电视剧和网络中，错误价值观的影响，大家出现了攀比心理，这是陋习。所以，我提前就和孩子说得很清楚，两个人结了婚，就从两家变成了一家，两家人的家境也不宽裕，如果为了面子，在婚礼上铺张浪费，反倒对两人之后的小日子没啥好处，之后也要靠他们自己奋斗。”
至于份子钱，崔保印说，孙子的婚礼上，平均每个人给了50元份子钱。“大家家里是什么情况，都非常清楚，前几年还有随1元、2元的。周围村办事，尤其是白事，常常大办好几天，远近的亲戚都要来，只有我们村，办事从来不铺张浪费，很多外村人都很羡慕。”
推行标准用了八九年，才让村民形成习惯
崔海泉是前届聂村村主任，他母亲去世时已是97岁高龄。“我侄子在外地工作，2016年8月份，母亲过世的时候，他主张给老人唱大戏。但是，我坚持一定要遵守红白理事会的章程，不能搞任何特权，于是我就劝他别铺张浪费，最后劝住了，原计划要花费4万元的葬礼，最后花了一万元。”崔海泉说。
崔海泉回忆，村里最开始成立红白理事会的时候，的确有很多人不适应，最开始两三年的推进情况不容乐观，好在村干部一直坚持走进家门宣教，直到八九年之后，村民才终于习惯了这项规定。
“就是要厚养薄葬，而且要一视同仁。我侄子在外务工，不太了解村子里的情况，我就告诉她，执行了这么多年的规定，如果突然被一个特例打破，那红白理事会存在的意义也就消失了。我们村执行了32年，现在周围村子的人都羡慕我们村，能把这个规定延续下来。”崔海泉说。
富县安子头村：对份子钱提出要求，每人不超过100元
不同于聂村的“一三四八”原则，富县安子头村施行的是“28123”模式，其中明确对份子钱提出了要求：每桌酒席用烟不超过20元/盒，酒不超过80元/瓶，村民随礼不超过100元，酒席数量不超过20桌，每桌席面饭菜不超过300元。
安子头村红白理事会成立于2019年1月，现隶属于吉子现便民服务中心，17名村民组成的红白理事会成员，让这个模式扎根在安子头村。
安子头村的村民最开始也不适应。孙小宏是理事会制定标准后，第一个过事待客的人。2019年是孙小宏母亲去世三周年，按照旧习俗，孙小宏已经花了几万元订好了烟酒。理事会工作人员劝他时，他不接受。
村干部不断劝说，分析利害关系，孙小宏最终还是被劝服了。
如今，在安子头村，每当谁家过红白事，理事会都会把红白理事会的章程牌匾，放在主家院内，不仅村民们可以看到，主人家的亲戚朋友们也能看到。原来的多顿酒席，也逐步改为一顿，“既做到了气氛热闹，又做到了朴素节俭。”吉子现党委书记安育龙说。
不仅如此，安子头村还提倡，不收彩礼（聘礼），不收上车礼、下车钱，反对借婚姻索取高价彩礼等财物，党员干部红白事礼金不超标准。
“就拿随份子来说，最早的来由其实是以随份子的形式，来帮助主家过事，以酒席答谢亲朋的帮助，但是，其内核早已变质。红白理事会成立的初衷，就是纠正这个问题。”吉子现党委书记安育龙说。
距今为止，安子头村已进行的54场婚丧嫁娶，全部遵照红白理事会的章程操办，每桌节约500到700元，平均每场红白喜事节约9000元。
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比起排场和面子，更看重丈夫的心意
1997年出生于内蒙古的胡敏，今年5月2日和丈夫登记结婚，婚礼在丈夫的老家西安市周至县举办。
“婚礼来了近200个人，主要是我老公村里的邻居，份子钱大概收了4万元。置办婚礼酒席、装饰婚房、购买水果干货、请化妆师，林林总总花了接近7万元。”胡敏说，“加上婚礼现场的宾客和不能到场的朋友，随的份子钱和办婚礼的花销基本持平，都是近7万元。”
和家乡内蒙的份子钱相比，胡敏说，周至县每人平均200元的数额很低。“老公家里的不少邻居，都是随几十元，关系很好的随100、200元，非常亲近的才会上500元。”
比起面子和排场，胡敏更看重丈夫的心意。布置婚礼时，胡敏的丈夫全程亲自上阵，只要是能摆东西的地方，全花了心思。“我们在一起5年了，我更看重他对我的小细节。没了铺张浪费的婚礼，这些钱都能花在新人身上，之后的生活质量也会相应提高，所以，我不觉得‘红白理事会’的规定是寒酸。”胡敏说。
亲戚朋友来捧场最重要，情谊不能用钱来衡量
小常今年25岁，今年9月9日，她和丈夫在咸阳市三原县完婚。
“一桌餐大概350元，白酒130元一瓶，烟15元一盒。出席婚礼的，基本是关系近的亲朋好友，份子钱最低300元，最高1000元。”小常说。
小常说，能感觉到近几年的份子钱高了一些，“我觉得‘红白理事会’的模式是件好事。红白喜事贵在亲朋好友来现场，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不能用钱来衡量。就算是一桌饭菜花了上千元，结果没人来，最后也是浪费。”
专家看法：攀比之风歪曲民俗本意
“随份子要根据实际能力来，超过能力的钱数就是虚荣心作祟，助长了攀比之风。之后还可能因为‘来’和‘往’的钱数不一致，而引发矛盾，歪曲了传达祝福本意，破坏了礼尚往来的民俗习惯。因此，我赞成‘红白理事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社会热点专家王晓勇博士说。
但是，王晓勇认为，村属于基层管理部门，在执行该规定的时候，不能越界，也不应强制，并非把文明的管理办法变成法律。应该和当事人进行沟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宣教众人。
其他城市如何做：多城市已推广 已不局限于农村和红白喜事
近年来，红白理事会的模式已在福州、银川、安徽、内蒙古等多个城市推广，全国各地都在以多种方式推进改变旧风气、旧习俗。
据《福建日报》报道，2017年，南井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推进移风易俗改革。理事会成员通过入户宣传、村广播、流动广播车、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带动村民转观念、破旧俗、树新风。
据《银川日报》报道，2017年，银川市西夏区德林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成员由各生产队队长担任。德林村的红白理事会借助村级活动和村民微信群，向村民宣传移风易俗知识。同时，对办理红白事的村民进行家访，向其宣传移风易俗知识，引导其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
值得注意的是，红白理事会的脚步已经走出农村，涉及的事务范围也有所拓宽。
2019年4月17日，合肥市蜀山区首个红白理事会，在西园街道美虹社区成立，其职责包括帮助居民办理婚丧嫁娶、乔迁升学等相关事项。在婚事方面，美虹社区红白理事会坚持新事新办，不大摆宴席，避免盲目攀比和铺张浪费。针对金榜题名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家庭，红白理事会会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为贫困学子申请助学资金。同时，红白理事会还将组织开展募捐活动，帮助贫困学子圆大学梦。据当时的报道称，此举未来或将在该区推广。
华商报记者 李新怡/文 受访者供图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