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月28日，华商报文物报道融媒体传播栏目“陕西文物探探探”到周至仙游寺做了一场直播，直播的题目是《寻访周至仙游寺 白居易为何在此写下<长恨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会员张芳全程看了直播后，对于白居易为何会在周至仙游寺写下《长恨歌》的问题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做了深入分析。3月30日，她又专门为此写了文章。文中对于白居易、湘灵、白居易夫人，以及被《长恨歌》打动从而进行各种艺术再创作者的心理分析，和白居易假李杨之爱完成自己的心理补偿与完型的心理学分析，读罢觉得颇为切中肯綮。而她在文末的思考——“让仙游寺成为一个真正的圆梦之地，让更多的白居易和湘灵们在此实现爱情的完型”，想必对周至的文旅发展也是个好建议。故原文刊发，以飨读者。
原题：从文化心理学视角解读《长恨歌》背后的故事
□作者简介
张芳，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舒雅心理创始人，陕西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西安市科协青少年网特聘心理专家。
文化对人的影响普遍而深远，但其作用常常是内隐的，模糊的，被动且不容易被觉知。底蕴深厚的古文化要焕发新生、展现活力，最好的途径就是借助新时代的语言，对其进行符合时代特色的解读，使新对旧起到一个承接与带动的作用。同时，底蕴深厚的古文化对新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也能起到启发与滋养的作用。在实现中国人“文化自信”这项伟大的工程里，心理学无疑是当今最为流行的一种全球性话语。
1、缘起
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35岁的诗人白居易在周至当县尉，十二月白居易与新结识的朋友隐士王质夫、进士陈鸿同游仙游寺。三人谈古论今，话及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期间，王质夫提议：“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于是，白居易便在仙游寺挥毫赋诗，写下了文情并茂的《长恨歌》。同时陈鸿作了《长恨歌传》，这一歌一传千古流传，在中外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日，著名文博专栏“陕西文物探探探”记者马虎振和西北大学柯尊斌副教授来到了仙游寺，以现场直播的形式为223万网友深度讲解了白居易的仕宦人生与感情故事，并带领网友“云参观”了仙游翰墨苑。在古往今来诸多文人学士的书法石刻中，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忙里偷闲手书的白居易《长恨歌》（全篇120句，写了32句）最令笔者印象深刻。
一首《长恨歌》为何能引发古今中外诸多名人名家的情感共鸣？《长恨歌》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心路？当《长恨歌》写成并流传开来，为这首诗所感动、在其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人们（包括仙游翰墨苑那些碑石的撰写者及书家），大家到底是被诗中的什么元素所感应，所凝聚，所激动呢？
以下，便是我作为一名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的所思所感。其中第一部分是对“陕西文物探探探”专栏直播的问题回应，其余部分是我在观看直播之后数天内深度思考的总结。在此，对记者马先生和主讲嘉宾柯教授表示诚挚感谢，他们的直播给了我很多启发，使我感到丰富有获益，并让我对文化与心理学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切实和深入的思考，尤其是在文化心理的现实应用与普及方面思路更加清晰了。感谢二位，愿栏目越办越好，使更多人受益。
2、回应
“陕西文物探探探”直播栏目中柯副教授所讲的白居易和初恋湘灵的故事在此不再重述，如需了解可去“一直播”平台搜索观看那天的回放。以下文字是马先生报道中引用我的一段评论，该评论是我对白居易和湘灵重逢后为什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的心理学解读。报纸原文如下：
《长恨歌》其实也是白居易写给自己的爱情挽歌，是他对一生最珍视的恋情一种文学形式的哀悼。在这个心理过程完成后，现实因素对他的作用就会凸显，比如在母亲再次以死相逼的情况下，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跟其他人的婚姻。当爱情的力量在现实中褪色，真正尊重那份感情的人，一定会在心中保留一份美好，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所以我的看法是，应该是最后一次见面后，湘灵自己主动选择了从白居易的视野中消失，这也算是最好的结局了。如果像王宝钏被薛平贵找到后接到西凉国使其和代善公主共事一夫，这虽然也是一种结局，但多么残酷且丑陋啊。相反，湘灵的选择是主动的。这也可能也是白居易对她一往情深的原因之一吧。”
3、延伸
《长恨歌》的故事背后有两个容易忽视的人物，而这两个人物一个对白居易的现实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个则对他的诗歌创作心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其中第一个，就是白居易的夫人。
夫人，是改变白居易感情世界中整个关系结构的人物。
柯副教授在直播中讲到了白居易被贬江州后于某日和湘灵在街头偶遇，重逢后的两人抱头痛哭，甚至感动了在一旁的白居易的妻子。后来湘灵再度从白居易的生活中消失，这令白很痛苦，也令其妻对丈夫甚感心疼，于是便主动多方打听，希望能得到湘灵的消息。乍一听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但是心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白居易的妻子为什么要去找湘灵，她是真的被感动了吗？
对此，我的看法是，妻子的贤惠与通达既有现实考量，也有深层的心理学因素。
在整个故事中白居易的妻子好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她的存在感似乎很低，很容易就被大家所忽视，但那是在精神的世界中！现实中是什么样的呢？从主讲嘉宾的介绍来看，白居易的妻子是他奉母命而娶，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妻子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白居易母亲意志的一个延伸。母亲去世了，但家庭里女主人地位有接替者，妻子是他母亲认可的正式的新的女主人。后人很难去知道白居易和妻子之间真实的感情状态，但借用鲁迅先生对原配夫人的一个公开态度来推测吧，鲁迅在文章这样说他的原配朱安——“她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妻子是母亲意志在家庭的一个延伸，从某种意义来说，妻子是母亲态度的代言人，也是白居易爱情的“监护人”。这一点很隐秘但并不难理解，只要稍微理性思考一下就会明白，白居易妻子派人找湘灵的这一举动实在是太厉害了，一方面说明之前属于两个人的纯粹爱情在这时候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变成了三个人的故事，且这位“后来者”是以非常主动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她要自己派人去找湘灵，这就意味着白居易的感情之事她是要管的，如果那个恋情有新的进展或结果，得在她掌控之下进行。
曾经，面对母亲的强势，白居易的反抗之路虽痛苦，但总还是有力量的，即便那力量是心理的，是感情的，是诗歌的，但也可抵挡岁月漫长。直到两人重逢，故事外的我们才猛然发现，“现实”到这时候已悄然展示出了其非常强有力的一面，而心理的力量已不足以支撑白居易和湘灵在感情上继续保持“痛并快乐着”的两人模式了，夫人的介入，使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爱情的梦就此真正碎在了现实中。
湘灵不走，难道要等着让白居易夫人来安排自己的爱情与命运吗？
相较于现实的破碎，让精神世界保持完整，恐怕就是留给湘灵在那个感情里唯一能做的“主动选择”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白居易25岁时在母亲强力干涉之下，湘灵以一双绣花鞋了结了自己和情人之间的缘分。多年后，他乡再遇，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同样的一幕以不同的方式又重新上演了一遍，在白居易夫人的“关怀”下，湘灵再一次选择了“断舍离”。
4、新恨
白居易为湘灵写了很多首诗，《长恨歌》是假李杨之爱而抒发自己心中感情，是最为脍炙人口广为人知的名诗，但其实在和湘灵重逢后白居易还有新的诗作是为湘灵而写，其中《逢旧》的两首诗里有一首也提到了“恨”，“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这里的“新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就算知道可能也不会去细想它里面到底饱含了诗人怎样的感情。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在文革时期有一位青年下乡，他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假设那姑娘就和湘灵一样动人有灵气吧，青年和姑娘非常相爱。后来，青年要回城了，姑娘说你带我走吧，青年很犹豫。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些美好的事情他们那样的青年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他自身尚且前途未卜，怎么带走姑娘给人家一个安稳幸福的生活呢？于是青年便狠狠心独自离开了山村。多年后，当他终于有能力回到当初那个村子时，看到的是一张被生活无情摧残后的面孔，那正是当年那个动人的姑娘，而眼前的她被丈夫打得竟连牙齿都快掉光了，头发稀疏，面容憔悴。男人感觉自己的心登时被击成了无数的碎片，一个铁一般的汉子，竟心疼得放声大哭了起来。他恨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带她走？
继续说回白居易和湘灵，他们的感情是属于那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类型，他们之间不仅仅是男女的恋情，还有从小一起长大的乡亲之情，就如我们常所说的对门大哥哥和邻家小妹一样。试想一下，当人到中年又被贬江州的白居易在他乡遇到了自己在故乡的初恋，而那姑娘已是尘满面、鬓如霜的沧桑之态，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我对白居易《逢旧》一诗中“新恨”二字的理解是：一恨，“恨不相逢未嫁时”。白居易想娶湘灵，这是一个未完成的心愿，这个心愿并不会因为他结了婚就消失。但已婚的他显然并不能完全消除现实的阻碍：母亲已逝，她的态度不用考虑了，但夫人的心却不能不顾。二恨，岁月蹉跎年华已逝自己也老了。这一点在诗中体现为重逢后的白居易不止看到了湘灵的改变，他也想到了自己的“白发”，这便意味着他是很在乎湘灵眼中的自己的，而不止是自己眼中的湘灵，诗人此方面的感慨是基于二人共同的“恨”，他并没有把自己置于情感的优越视角，他对湘灵是平视，平等的。三恨，两人的恋情成了湘灵一生的风雨，湘灵“一见乐天误终身”，而乐天终其一生都未能为湘灵遮风挡雨。
比起写《长恨歌》时的意难平，写《逢旧》及以后的白居易，心情可能要更为悲凉吧，情债难还啊！
5、补偿
继续说回《长恨歌》的写作心理。前文说到了两个容易被忽视的人物，其中之一是白居易的夫人，她是在现实中对白居易的感情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那么第二个容易被忽视的人物是谁呢？唐明皇李隆基。
作为《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对唐明皇的感情无疑是充满同情的，这里面除了两人在爱情这件事上有相似的“绵绵之恨”外（这是作者和其作品男主角最主要的共情点），还有一点就是文人对文人的欣赏与怜惜之情。众所周知，唐明皇是很有才的，这一点不止是他和杨玉环能玩到一起（两人有丰富的文艺生活和共同的精神创造）的重要原因，也是他除却皇帝身份对其他文艺工作者有强吸引力的原因。试想一下，假设唐明皇是一个只玩政治而不懂文艺的皇帝，白居易能为他写出《长恨歌》吗？
白居易对唐明皇，可不止是共情其“恨”。要知道，皇帝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突破和修改者啊。李杨之恋不仅在现实中有高光时刻，即便在精神的世界，也有除白居易之外的其他一众文人骚客所赠送的文学彩蛋（如李白）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明皇是一个爱情的胜利者呢。诗人写他，在诗里是隐藏着同性之间的敬佩与向往之情的。
故，白居易的恨和其《长恨歌》里的“恨”显然有着质的区别。诗中的“恨”是皇帝面对代价的恨。白居易则不然，他在现实中是一个连母亲的“门第观念”都无力冲破的人（更别说禁忌之恋），诗人的恨是“长恨此身非我有”的不能自主的恨。
所以其心理的反向表达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对李杨之恋的赞赏与升华。自己做不到，别人做到了也是一种欣慰。通过在诗歌中对他人故事的完型，诗人也间接的达成了对自己心情与故事的安放。就如太极的阴阳一样，皇权的背面是普通人的渺小与失意。
这就是心理学所说的“补偿”。补偿有很重要的心理调节作用，没这一点，即便伟大的诗人恐怕也要得抑郁症，郁郁而终了，而白居易很长寿。完型和补偿是两个心理学概念，但在《长恨歌》中，补偿是完型的一部分。
6、应用
一首《长恨歌》千古流传，在仙游翰墨苑内留下了自唐代到明清一百多位名家的书法石刻，为什么人们对这首诗有着如此高度的共鸣呢？除却文学价值之外，《长恨歌》的心理学价值是不是也该被重视和深度发掘呢？
我想重点但简单地说一说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手书的《长恨歌》。众所周知，毛主席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那么在手书32句《长恨歌》的背后，毛主席有着怎样的共鸣与寄托，他有没有“恨”呢？由此，想到了主席的一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泪飞顿作倾盆雨”，这是毛主席悼念杨开慧女士的词作。主席的“恨”，是把娇弱之“娇”改为骄傲之“骄”的“不应有恨”的“恨”，是伟人心胸的超越。但，很难说是丈夫失妻的释然。手书《长恨歌》的背后，毫无疑问寄托着伟人作为丈夫怜爱娇妻的那一部分情感。
假如时光可以穿越，让仙游寺成为一个真正的圆梦之地，让更多的白居易和湘灵们在此实现爱情的完型，那么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化又能怎样去发挥其作用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讨论并可期待的文化心理学工程！
张芳 写于2023/3/30凌晨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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