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物探探探”特别报道：文物中的中华龙

2024年是甲辰龙年。在十二地支所对应的十二生肖中，龙排在第五位，是十二生肖中唯一虚拟出来的动物。虽是虚拟，但这种形态优美、气势威猛、独步天下、一往无前的动物形象，却几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便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在宗教、政治、文化、艺术等各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华文明最具想象力和象征性的符号。

从古到今，龙的形象是如何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在不同的文物中，龙被塑造成了什么模样？龙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皇权的象征？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称龙的传人？近日，“陕西文物探探探”实地走访了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咸阳博物院，探寻文物中的“中华龙”，探究这些龙文物背后深厚的文化意义和内涵。

△本期主讲：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郭嘉、西安博物院教育推广部负责人田继伟、咸阳博物院讲解员杨帆

一、龙文物

1、新石器时代·石岭下文化鲵鱼纹彩陶瓶

 它六千岁了，身上的图案具有原始龙雏形

甲辰龙年来临前，咸阳博物院联合旬邑县博物馆、甘肃武山县博物馆、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彬州市文化和旅游局5家单位，推出了“龙行天下——咸阳龙文物贺岁展”。这个展览共展出了95件（组）精美文物，年代从西周到元明清以至民国。

△新石器时代石岭下文化鲵鱼纹彩陶瓶（甘肃省武山县博物馆藏）

展厅第一个展柜的第一组文物，是来自甘肃省武山县博物馆的鲵鱼纹彩陶器，出土于武山县马力镇傅家门村种谷台遗址，属于石岭下文化遗物，距今约6000年。

咸阳博物院讲解员杨帆介绍，其中第三件为鲵鱼纹彩陶瓶，通高18.7cm，是国家一级甲等文物，被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展柜中的这件为复制品，原件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这件鲵鱼纹彩陶瓶为细泥红陶黑彩，上面的纹饰是鯢鱼的形象。因鯢鱼叫声很像孩童啼哭声，所以也被称为“娃娃鱼”。这件彩陶瓶上的鯢鱼，脸部是人面，身子卷曲有四足，尾部向上翘，身上绘有网格状鳞片。纹饰线条流利而灵动，变化丰富。因其图案具有原始龙的雏形，被学界认为是中华龙的起源之一。

2、战国·龙钮铜錞于

 它的龙钮目前独一无二，鸣金收兵敲的就是它

△战国龙钮铜錞于（咸阳博物院藏）

独立展柜中，有一件战国中晚期至秦代的龙钮铜錞于。

它通高69.6厘米，肩围111厘米，腰围88厘米，口围118厘米，重19千克。1978年咸阳市渭城区渭阳镇塔尔坡窖藏出土。

杨帆介绍，这件铜錞于非常珍贵，是国家一级文物。其珍贵之处在于上端用于悬挂的钮，造型为龙形。它与齐鲁、吴越、巴蜀的绳钮、兽钮、虎钮均不相同，是国内仅见的典型秦式錞于。

这件龙钮錞于通体饰勾连云纹，上下各有一排锯齿纹。龙钮位于器顶圈沿正中，尾稍残，残长15.6厘米，体呈“∽”形卷曲。

它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錞于是我国古代在军中使用的打击乐器，出现于春秋前期、盛行于战国时代，西汉前期仍沿用，常与鼓配合，用于战争中指挥进退。有时亦用于祭祀及宴享。

有一句话叫“击鼓进军 鸣金收兵”，意思就是：将士们听到敲鼓的声音就明白，冲锋陷阵的时刻到了；而听到敲击錞于的声音，则是需要收兵了。

3、秦·青铜龙

 它或为秦大型乐器架底座，发现时被断成八截

△秦青铜龙（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94年，西安市公安局向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了一件青铜龙。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郭嘉介绍，发现这件青铜龙，是缘于一次机动车盗窃案，当时是在被盗车辆上找到了它。如今，它被展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两条缠绕的龙，身体是断裂的，而且明显是不完整的。这件体量巨大、造型生动的青铜龙移交时断成了八截，共重92.5公斤。经过文物修复人员仔细拼对、粘接后，复原为两条盘曲缠绕的青铜龙。

它们龙体中空，头略呈方形，鼓目，翻鼻，张口，身饰鱼鳞纹。龙体为合铸焊接而成，形体巨大，极具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

经鉴定，这件青铜龙是战国秦或秦朝的遗物。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收缴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铸以为钟鐻”。有学者认为，它很可能就是秦大型乐器架的底座。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同时期的工匠所塑造的龙，形象是不一样的。秦文化中有追求浩大气势的传统，在秦统一六国后，这种传统被发挥到了极致。这件来自秦的巨型青铜艺术品气势磅礴，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审美情趣。

4、秦汉·龙纹空心砖

 它们一件出土于秦都咸阳宫，一件出土于西汉墓

咸阳博物院“龙行天下——咸阳龙文物贺岁展”展厅内，有两件龙纹空心砖，一件是秦代的，一件是西汉时期的。

△战国秦-秦代龙纹空心砖（咸阳博物院藏）

秦代的这件龙纹空心砖残块，为1974年在咸阳市窑店镇秦都咸阳宫遗址发掘出土，为泥质灰陶。砖面上阴刻交叉的双龙身及云纹玉璧，两龙通体网格纹，绕一圆形图案相交。圆形图案中心有一圆圈，内饰树木纹，外饰卷云纹。这块空心砖用于铺设君王专用的御道。空心的设计使其具有体轻、省料、防潮、隔音的特点。

△西汉龙纹空心砖（咸阳博物院藏）

西汉时期的这件龙纹空心砖也是双龙绕璧的纹饰，1980年出土于咸阳市东塔尔坡碱滩西汉墓。在砖正面的长方格内，有模印的单线阳纹双龙。龙身后曲而回视另一条龙的尾，二龙尾部相交，绕于正中一圆形乳钉纹玉璧，璧上部有一花朵形把手。整个画面疏密有致，布局合理，线条流畅，极富想象力。

5、三国·龙柄铜鐎斗

 它小小一器物却有三功能，柄首铸成龙头状

△三国·龙柄铜鐎斗（咸阳博物院藏）

咸阳龙文物贺岁展展柜中有一件三国时期的龙柄铜鐎斗。它圆口深腹，形如小盆，底有三足，一侧设长柄，柄首扬起，铸成龙头状。

此器成型于汉初，流行于魏晋。是一件行军用具，在部队中以它为标准量器分发军粮。

龙形柄可方便持握，下面三足可方便在底下架碳烘烤，所以其第二个功能是当作炊具使用，也可以用来温酒。

它的第三个功能是夜间巡逻时敲击它，发出的声响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人们常说的“锣锅”，指的就是它。

小小一个铜鐎斗，就有这样三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可以说，这件器皿既形象又实用，处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6、唐·青釉双龙柄贴花瓷瓶

 它是唐代早期流行器物，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产物

△唐青釉双龙柄贴花瓷瓶（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藏）

咸阳龙文物贺岁展展柜中有一件青釉双龙柄贴花瓷瓶。

杨帆介绍，这件青釉双龙柄贴花瓷瓶是唐代早期流行的器物，多出土于贵族墓葬中。其显著特征是：瓶肩两侧至口沿有对称的龙形柄，腹上帖塑有对称的宝相花纹。这种独特的器型及纹饰，显示了唐代制瓷工艺深受希腊波斯—萨珊系金属制器的影响，是唐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这件器物为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所藏，腹径20厘米，高38.5厘米。其两个手柄是双龙造型，龙口衔接在口沿处，呈现出双龙吸水的姿态。腹部两侧对称有两个宝相花，则是佛教中常用纹饰。

7、唐·鎏金铁芯铜龙

 它前爪扣地后爪上扬，仿佛在腾云驾雾

△唐·鎏金铁芯铜龙（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陕西古代文明展”第三展厅，有一件鎏金铁芯铜龙（近日已迁至国宝厅展陈）。

讲解员郭嘉介绍，这件鎏金铁芯铜龙是一件唐代的重要文物，1975年出士于西安市南郊草场坡。从文物名称可以看出，龙体为铜质，铜内包铁芯，外表通体鎏金。

它身体细长，龙身弯曲成S形。龙头高昂，龙嘴张开，露出锋利的牙齿，双目圆睁，炯炯有神。

它的两只前爪十分有力，紧扣着地面，而两只后爪高高上扬，龙尾则从后肢反折向龙头上方。仔细观察还会发现，龙身上还有祥云纹，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极富动感。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国历代都有对龙的塑造，最具特色的龙形象就要属战国和唐代了，它们都讲究艺术对象的气势美。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国力强盛，丝绸之路畅通，对外交流频繁，形成了兼容并蓄、蓬勃向上的大唐文化，我们会发现唐人塑造的艺术品中，无论是动物或人物，都呈现出一种积极进取、自信乐观的精神风貌，这件神采飞扬的鎏金铁芯铜龙所拥有的气势美，正是自信的大唐文化的真实写照。

8、唐·赤金走龙

 它出土于何家村窖藏，堪称唐代微雕精品

△唐赤金走龙（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郭嘉介绍，1970年在西安市何家村的一次基础建设中，无意中发现了两个陶瓮和一个提梁银罐，在其中发现了一千多件唐代珍贵文物，包括玉器、金银器、钱币、药材等等。这些文物数量之多、造型之精美、制作之别致，都令人惊叹。这组赤金走龙，就出土于何家村窖藏。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12条赤金走龙，均为纯金制成，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展示了6条。它们体型虽小却活灵活现，特别是焊接在龙身上的金龙四足，或站立，或奔走，自然生动，形神具备。体现出唐代工匠在制作小件工艺品上的娴熟技巧，堪称唐代微雕的精品。

在唐代，金龙被看做是祥瑞之物，既可以消灾避邪，也是皇权的象征。也有推测认为，金龙可能是道教投龙祭祀仪式中所用的法器。古代帝王祭祀山川惯用“沉埋”形式，祭山用“埋”，祭水用“沉”。早期用于“沉埋”的祭物多为金银器、铜器等。唐代逐步形成了沉埋金龙玉简的固定礼仪，将写有愿望的文字玉简和玉璧、金龙等器物一起用青丝捆扎，在举行完祭祀仪式之后，投入到名川大山，作为联系天地人的信物。

9、唐·彩绘十二生肖俑之龙俑

 它龙头人身昂首挺胸，文雅又可爱

△唐彩绘十二生肖俑之龙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三展厅，展示有一组唐代的彩绘十二生肖陶俑。

郭嘉介绍，它们的头部是鼠、牛、虎、兔、蛇、马、龙、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形象，但身体却为人形，均着敞领宽袖袍服，双手拱于胸前，样子既文雅又可爱，还带几分滑稽。2024年是甲辰龙年，可以看到龙俑昂首挺胸，呈现出唐朝人自信、大方的精神风貌。

十二生肖又称属相，是我国古老的民俗文化，其起源已难于细考。现有文献资料中以《诗经》记载最早。《诗经·小雅·吉日》里说：“吉日庚午，即差我马。”这是将午与马相对应的例子。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秦简《日出·盗者》进一步证明，早在春秋前后，十二生肖的形象就已存在。而东汉王充所著《论衡》中记载的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的关系与现代说法完全一致。

古人用十二生肖与地支相结合，用来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年份。据考古发现，北魏时已经有了十二生肖俑随葬的风俗。古代墓葬尤其是唐墓，有所谓的“四神十二时”，“十二时”即十二生肖。

10、唐·鎏金走龙

 它正在大地上行走，沉稳灵动更贴近于生活

△唐鎏金走龙（西安博物院藏）

在西安博物院二展厅的展柜中，有一件唐代的鎏金走龙。

西安博物院教育推广部部长田继伟介绍，这件走龙非常完整，没有大面积破损和锈蚀，是西安博物院一件非常特殊的文物。

为何这么说呢？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所以在龙的面前始终是一种膜拜心态。而这件走龙给我们呈现的却是更生活化的状态。

比如说这件走龙身姿矫健，身体各部位来自于自然界中的各种动物：它非常漂亮的鳞片与鱼鳞很像，或者与其它爬行动物有关；其脖颈像蛇一样蜿蜒成S形，口中还吐着一根长舌，像蛇吐信子一样；头上生角，角前面又有冠。从它的正面来看，又似乎有哺乳动物的雄阔的胸部线条；而四肢非常矫健，很像猛兽；四爪则像飞翔的猛禽的状态；其尾部自然下垂，走路的姿态是同侧步，又和走马的形象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的图腾龙最早可能是各个部族互相之间妥协形成的一种文化内涵。从其外观上来说，是从生活当中采撷了各个部族的图腾的局部，把它拼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成为大家共同膜拜的对象。

这件走龙是还没有飞天的状态，是在大地上行走，显得更加沉稳、更加灵动，也更贴近于生活。应当是在皇家宫室中存放，用于特殊的仪轨。至于它是用于道教的还是佛教的，现在还不得而知。

11、唐·“千秋”龙纹铜镜

  它是唐玄宗御赐铜镜，生日这天赐予臣工

△唐“千秋”龙纹铜镜（西安博物院藏）

在西安博物院二展厅一个把许多面铜镜排列为圆形的展柜中，有一件非常有名、有典故的“千秋”龙纹铜镜，1998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

田继伟介绍，这件铜镜整体是菱花造型，打破了圆形的铜镜格局。背面纹饰是围绕着镜钮旋转腾跃在云端的一条非常健硕的龙，和鎏金走龙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接近边缘的部位有“千秋”二字，传统理解类似千秋万岁，但这二字其实还有渊源。

史载唐玄宗的生日为农历八月初五，因而把这一天定为“千秋节”。千秋节有赐镜和献镜的典礼，唐玄宗把有“千秋”二字的铜镜在他生日这天赐予臣工，所以凡带“千秋”铭的都属赐镜。赐镜的对象是四品以上王公和公主等显贵，用意在于教化臣僚，兼示恩宠。献镜的群体则是王公以下的群臣，意在贺寿和颂德。献镜类型不尽相同，如双鹊盘龙月宫镜、衔花衔授带的吉庆鸟纹镜以及天马等瑞兽图案镜等。

唐代铜镜和汉代及后世铜镜相比，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上面的纹饰非常飘逸和洒脱，也有富贵和繁华的一面。这个走龙环绕镜钮呈现出的蜿蜒姿态，让人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

12、唐·盘龙石柱

它具有皇家气韵，上面可能还有重要雕塑

△唐代盘龙石柱（西安博物院藏）

在西安博物院“宝相庄严——佛教造像展”展厅，有一件唐代盘龙石柱。

田继伟介绍，这件唐代盘龙石柱通高142厘米，出土于西安市莲湖区劳动路。应当具有某种象征意味，比如说可能是在宗教场合，在家庙，甚至在庙堂之上使用。

其造型本身具有皇家独有的气韵。龙头高高昂起，嘴向后咧开，露出了锋利的牙齿，身体扭曲成非常漂亮的S形，盘在柱子上。“而我们看到它的四爪是张开的，尾部是卷曲的。整体造型给人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让人可以感受到它的力量，和它向上的这种昂扬。”

这件盘龙石柱准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和精神状态。但有一个不小的遗憾，它并不是一个十分完整的文物，而是整体当中的基座部分，推断很可能上面还有一个重要雕塑，比如菩萨、罗汉或者为佛祖胁侍的人物形象等。

龙的形象怎么会出现在外来佛教中？实际上佛教进入中土时就经过了中国化的改造，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得到的是皇家的认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允许讲经说法、修建大量寺庙的同时，皇家的一些象征物比如龙的形象也能够借鉴和使用。所以在中国，龙就进入了佛教传播的序列当中。

13、元明清·玉带钩

 它们用和田玉制作而成，“苍龙教子”题材很流行

△元明清玉带钩（西安博物院藏）

田继伟介绍，中国人对玉石有特殊情感，早在春秋战国乃至更早的原始社会时期，因为与玉石长期接触就产生了一种心理，觉得玉石代表了生活的美好，代表了对未来人生发展的一种期许。

在西安博物院《天地之灵——院藏古代玉器精品陈列》展厅中有一个展柜，展陈了多件龙形玉带钩。这些玉带钩是元明清时期的，继承了前朝穿衣束带用带钩的传统。它们形制十分接近，用的是当时最好的和田玉制作。

带钩是生活必需品，但有社会等级之分。一般老百姓很难使用玉制的，所以这里展陈的几件龙形玉带钩应当是达官显贵才能使用的。

其上面的造型与中国的龙文化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其中一个题材叫做“苍龙教子”。中国是农耕文化，也是教育立国，形成了对教育本源的探寻、对于教育的重视，所以在家庭生活中有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比如“孟母三迁”的故事。“苍龙教子”这种形态，表达了成年龙对于小龙的教育，帮助它获得经验和知识。因寓意良好，类似题材在当时还是比较流行的。

玉带钩上的龙形象，主要是取适合，尽量把它做得扁小一些。因人体是有弧度的，所以制作时在形象上也得妥协一下，玉带钩上龙的形象实际上是有一个向内的弧度。由于不想让它过于硌手，龙的头部是扁方的状态，而龙嘴开得比较低平。棱角和鳞羽都是紧贴身体进行布局和安排，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玉料。这也是古代玉器雕琢工匠对于实用层面极大的照顾，能让使用者非常开心和舒适。

14、清·青釉蓝花云龙纹瓷尊

 它的身上有七条龙，其中两条在颈部

△清代青釉蓝花云龙纹瓷尊（咸阳博物院藏）

咸阳龙文物贺岁展另一个独立展柜中展陈的文物，是一件咸阳市工会移交的清代青釉蓝花云龙纹瓷尊。

讲解员杨帆介绍，这件瓷尊敞口、束颈，颈部有两龙耳。深腹，圈足。内壁及底部施白釉，外壁施浅豆绿釉。口沿外有一周花卉纹，颈部、腹部有四爪龙、云纹、火焰纹，腹下部有一周水波纹，圈足有一圈回纹。

这件器物上总共有七条龙的图案，其中两条出现在颈部呈对立结构，另外五条环绕在瓷尊周身，整个器物造型精美。

这样的瓷尊摆放在家中，从纹饰来看其寓意是祈求家族贵乐富昌、子嗣绵延。

15、民国·蟠龙戏珠织绣轿帘

  它帘心为蟠龙戏珠，顶部还绣有四句吉语

△民国时期蟠龙戏珠织绣轿帘（咸阳市彬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藏）

咸阳龙文物贺岁展还展陈有一件正红底色的民国时期的蟠龙戏珠织绣轿帘，为咸阳市彬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所藏。

杨帆介绍，轿帘整体呈四方形，以大红色羊毛织成。图案以各色玻璃珠管编织而成，外边为冰裂纹，帘心为蟠龙戏珠，龙下方为水波纹，龙四周饰五彩云纹及各种吉祥纹饰。

轿帘顶部并排绣了四个吉语瓦当纹，从右至左的吉语分别为：永受嘉福、延年益寿、延年万岁、千秋万岁。

在这些吉语瓦当纹的下方、龙纹的上方，绣着“合兴轿局”四字，应是民国时期出租婚轿的商铺名，此帘则是其婚轿上的轿帘。

轿帘中间的龙形图案庄重、威严，龙的造型刻画得非常生动，整件轿帘非常精美。

二、龙问答

1、龙的形象是如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

 △“龙行天下——咸阳龙文物贺岁展”展厅门口

“龙行天下——咸阳龙文物贺岁展”策展人、咸阳博物院陈列部主任田小华介绍，龙的形象起源与演变，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长期交融发展的生动体现。

每个时代的龙，形象都具有其时代特征：商周龙神秘莫测，春秋战国龙变化多端，秦汉龙威武刚劲，魏晋龙飘逸洒脱，唐宋龙华美富丽，明清龙威严至尊。

龙的造型虽历经数千年，但从形象到内涵，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界的尊重，代表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共处，是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的集中体现。

龙是中国古代先民臆造出的一种神物，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龙形象距今约8000年。此时的龙犹如一条颈背有长鬣的蛇形动物，它所昭示的含义，更像是横亘在苍穹上的银河或星云。在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伏羲和女娲就是人头蛇身的形象。

商周时期，龙纹饰成为青铜器及玉器上的主要图案，龙形增加了龙角、龙鳞, 外形上威严、凶猛。龙已经从动物的本质，上升到能与上天沟通的神兽。春秋战国时期，龙形态变化更加丰富：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螭龙。龙除了被赋予引领亡魂升天的神能，成为上天的使者外，更是拥有了它最重要的神权：主宰降雨。从此，龙在中国这个农耕文明的社会里受到数千年的推崇。

秦时，龙形没有大的变化。但在大一统的秦帝国，青龙成为东方七宿的主神，是镇守四方的四神之首。

2、考古发现最早的龙形象出现于何时？

△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翻拍于咸阳博物院龙文物贺岁展图版）

田小华介绍，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龙形象是距今8000年前的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这是1994年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掘时发现的。这条石块堆塑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砾岩摆塑，全长19.7米，龙头部最宽处约2米。

△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图据“文物陕西”）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龙，出土于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墓地，距今约6500年，是用蚌壳拼砌而成的龙形象，长1.78米，龙首、龙身、龙尾、龙爪一应俱全，就连眼、耳、角、舌这样的细节也清晰可见。与蚌塑龙共出的还有蚌塑虎，它们被精心地摆砌在墓主人身体两侧。

△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衔鱼纹彩陶壶（图据“文物陕西”）

在彩陶上绘制龙纹，源头可以上溯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坡文化。出土于宝鸡北首岭遗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鸟衔鱼纹彩陶壶，壶身生动地绘制着一幅水鸟衔鱼图，被水鸟衔住尾巴的大鱼，背部和腹部的鳞纹并不对称，鳞片也和普通鱼鳞不同，像鱼又非鱼，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最早的龙纹之一。

△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龙纹彩陶钵（图据“文物陕西”）

继半坡文化后，距今5600年—5000年的庙底沟文化杨官寨遗址的先民，也在彩陶上创制着他们心目中的龙。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在关中、晋南和豫西一带，而位于高陵的杨官寨遗址聚落不仅发现了超大房址，还是迄今发现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中唯一拥有完整环壕的史前聚落。在杨官寨遗址出土了龙纹彩陶钵，有学者认为陶钵上的纹饰表达了“一雌一雄双龙戏珠”的情景。

△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照片）

公众比较熟悉的红山玉龙，则是距今五六千年前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先民创造的产物。红山先民创造了许多不同种类的龙，如玉雕龙、彩绘龙、泥塑龙等，最具代表性的莫过玉龙，主要包含C形玉龙和玉玦形龙两类。其中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高26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2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图据“文物陕西”）

比庙底沟文化晚了10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一座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高等级的墓葬、最早的观象台、规划明确的宫殿区、手工业区和仓储区。其中，在这里发现的绘有龙纹的彩陶盘不下10件，皆出土于陶寺遗址早期超大型墓葬内，与玉钺、石磬、鼍鼓、陶鼓等礼器同出，极有可能是礼器。也许王权与龙的联系可以上溯至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

△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网照片）

最后还必须要提到的龙形象，是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作为王朝阶段的都邑性遗址，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已持续60余载，有不少国宝级文物横空出世，其中“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最为耀眼。

3、龙的形象何时开始为皇家独享？

田小华介绍，唐代以前，百姓常有穿戴龙纹者；宋至清末，皇室独享龙纹饰的形象使用权。

宋仁宗时，皇帝认为尊贵而受民众爱戴的龙应该是皇家和官员独享的神祗，1036年他下达诏令，禁止女性以“奇巧飞动若龙形者”来做首饰。再后来，宋哲宗又下达诏令，禁止民众在衣服上装饰龙纹。宋徽宗在1111年出台规定，凡有人用“龙”来做装饰，判徒刑二年。同时禁止天下百姓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字来给自己和子女取名字。南宋与金朝也延续了相似的政策。

元朝建立后，1270年出台规定，禁止天下百姓“织造日、月、龙、凤缎匹”。但皇权最终无法限制民间对“龙”的尊崇，元朝时民间开始出现四爪龙纹，以此绕开政府禁令。1315年皇帝下诏，官员服饰一律不许以龙为装饰，只有“御赐之物”例外，严禁民间制造五爪二角龙的图案。

△明清圣旨（咸阳博物院供图）

朱元璋称帝后出台规定，天下官吏百姓除了不能使用龙凤图案外，民众还被禁止使用玄、黄、紫三种颜色。禁止道观佛寺雕刻塑造龙凤。同时，制定补服制度，不同官员都有特定的瑞兽纹饰装饰服装，以此彰显其品级的高下。

明末，皇权势弱，民间已是“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不但民众在服饰上使用四爪龙做装饰，道观寺庙为龙王塑像，民窑也开始烧制带有龙纹的瓷器了。

清代早期，清政府制定了更加详细和严苛的制度来捍卫皇室的尊严，继续沿用补服制度。但皇帝可以将自己的四团龙补常服恩赏给有功的重臣，不过在赏赐前会把龙的五爪挑去一支。

△明嘉靖圣旨上的龙形象（咸阳博物院供图）

△清雍正圣旨上的龙形象（咸阳博物院供图）

因为皇室独享的形象越发规范，也因此被赋予了君王一样的脾性。但百姓们对龙的推崇，千年间从未断绝。每每国势衰弱之际，龙纹就会风行民间，往往会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如今，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都相信自己就是龙的传人，人人皆可如龙，人人皆可成龙，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龙腾虎跃般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在龙文化中汲取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积极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去。龙，真正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象征。

3、中国人何时开始称自己为“龙的传人”？

田小华介绍，20世纪初，帝制崩塌，民族危亡，国家屡遭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众多爱国志士希望重构图腾形象，从而求索一条唤醒民众民族意识，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复兴之路。

1942年，闻一多在《伏羲考》提出，华夏民族是中国无数氏族的整合体，龙是这无数氏族原有图腾的复合体，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

同年，美籍旅华作家赛珍珠发表小说《Dragon Seed》(龙种/龙的传人)，该小说描述了中国普通百姓在日寇蹂躏下不屈的生存状态。随后，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这部电影向世界传播中国人民如何艰苦卓绝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助力了“龙的传人”这一形象的初步成型。（注：英文dragon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辞典中对龙的普遍翻译，贬义明显。中国志士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讨论用音译直译。直至现代，我国政府正式确认loong为中国龙的英文注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走上富强之路，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香港问题，海外华人创作歌曲《龙的传人》，并于1998年通过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演唱使该曲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曲迎合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共同意愿，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自此，“龙的传人”这一说法普遍被中国人接爱,并引以为荣。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文 赵彬 马虎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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