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她17岁 初三马上毕业的她申请参加襄渝铁路建设

“这些回忆是前些年写的，想着七老八十想不起以前的事儿时，还有东西能拿来回味自己的人生。”72岁的白秋玲顶着一头不肯染黑的白发说。

已过“七老”年纪的白秋玲，尚未健忘，还娓娓道来充满个人色彩的两年六个月三线建设那段纯真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时也是一段“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女成长史。

“家教严格 想法纯净”

白秋玲提纲挈领地自我总结：“家里长辈从小就教育我们好好学习，长大认真工作，我的想法也比较单纯。”

她在回忆录里写到，“妈妈祖籍河南汲县，家有粮庄。她大伯（我大姥爷）曾是安阳地区地下党组织领导人，1936年被国民党杀害。当晚姥爷接组织通知让带全家去延安，走到咸阳又通知让到西安大华纱厂工作，姥爷也成为了刚成立的大华纱厂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一边筹资购买药品和布匹送到延安，一边积极号召优秀青年到延安参加战斗。”

“1949年后，作为地下党员的父亲抽调到市政府负责冶金工业，1958年受命成为西安八一铁厂（后改名为西安钢厂）的主要筹建人之一。”白秋玲说，“但文革一开始家里变故不断。大约在1966年5月前后，有几人拿着证明从家里带走父亲，说去榆林发展陕北工业，好在没过多久他平安归来。大约是1967年初的一天，姥爷把我赶出屋外，我躲在门口偷听他和大姨夫商量事情，后来才知道，文革期间大华纱厂的地下党全部被开除党籍……前几年，大华1935建成，我就前去展馆参观，并在光荣榜中间看到姥爷的照片，眼泪刷地流下来，被好心的保安关心询问，我才说照片上是我姥爷。”

白秋玲还说了一件她印象很深的事。“我父母工作忙，上初中起我爸每月给我6元零花钱买早餐。我每次都把钱夹在毛主席语录内封内，但有次钱不见了，我想找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又犹豫不决，我担心一旦找到拿钱的同学，会影响他的名声，我就放弃了。毕竟在那个年代那种名声对人的影响太大了。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否认可我的做法，但那就是当年的我。”

初中临毕业   瞒着家人报名上“三线”

白秋玲记得，1970年，她是看到学校发的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后写的申请书。

“我当时17岁，是陕棉十一厂子校的初三学生，马上就毕业了。申请得到批准后，我自己拿着户口本办了手续，临出发前才让家人知道我要支援三线建设了。”

问她当时是否了解三线建设？

“知道。当时我敬爱的政治老师裘雅芬的儿子已在三线建设中牺牲，他叫陈西北，是第一批前往襄渝铁路的69届学兵。他牺牲后，裘老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学校，再见面时瘦了许多，她让我带上同学帮她搬家，看到桌上摆着的阳光帅气的陈西北的照片时，我特别想安慰裘老师又不知该怎么做。”白秋玲说，“但说实话，当时只是懵懂。我记得当时心里还闪过这些念头：怎么就会牺牲呢？难道修襄渝铁路就这么危险吗？”

白秋玲在回忆录里写到：想看看那里到底多艰苦。但见到裘老师。我总是避让，不知道该给敬爱的裘老师说些什么，想着到了三线再写信向裘老师汇报吧。想到这些，反而心情开阔了，既然自已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前方不管多么艰难。我也要坦然面对，这可能就是青春的叛逆吧。也可能是年轻的荷尔蒙在作怪。

1969年11月7日，中央确定修建襄渝铁路并要求1972年通车，代号为“2107工程”。当时，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却因交通闭塞制约了发展，修建一条联通大西南的通道——襄渝铁路迫在眉睫。

襄渝铁路陕西段总长264公里，因地形险、施工条件差，工程十分艰巨，铁道兵先后有7个师进入陕西施工，因当时陕北、关中、陕南都有大型水利工程施工，另一条三线铁路阳安铁路也在施工中，人力严重不足。1970年、1971年，陕西省革委会动员69届、70届初中毕业生（70届含部分城镇社会青年）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学兵连大部分直接由铁道兵各团管理。学兵连参与了公路、便道、涵洞、隧道、桥梁、车站修建施工，同时还参加了砂石备料、预制混凝土构件、物资装卸与转运、副食品生产与供应等一系列生产建设。

白秋玲记得，妈妈一点都不想让自己上前线冒险。

“那时，我爸还在榆林。临走前，姥姥给我蒸了很多馍还给我带了罐白糖，出发时妈妈和小我4岁的弟弟送我到集合点——西安市72中。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先是躲进厕所，过了一会出来后又直接上车，蹲在车厢内不露头。我弟后来告诉我，他绕着车一圈圈转就是找不到我，说妈妈很难受。其实我也难受吧，也许不想让他们看见。但那时的我确实不懂妈妈担心些什么……”

背过身“威胁”下河洗澡的“军代表”

白秋玲被编入11师5852团女子22连，1971年3月29日，她和全连228名战友坐着上面盖篷布的大卡车出发，在崎岖不平的秦岭山间公路行驶2天后，到达驻地安康岚河口，大约就在今天的安康瀛湖景区内。

“战友们相继领到任务，我们连的主要任务是修公路、备砂石料。只有我一直待命，我就给自己‘加戏’：整理内务，打扫卫生。”白秋玲笑着说，“直到某天指导员吩咐我熟悉全连战友的名字并争取记住长相。不久我领到了在三线的第一个任务：每晚上在岚河边值班，监督战友们不要下河洗澡。我也因此获称‘老白’，只是现在真成了‘老白’！”

此后每到夜晚，老白都会拿着根木棍在河滩巡逻，对她来说，这是保卫战友生命安全的重责。

“记得有次，我突然看见连队3位军代表悄悄下岚河洗澡，事关生命，我顾不了下河的是首长还是战士、男人还是女人，背过身大喊：赶紧上岸，否则给你们记过！”白秋玲说，“他们真就悄悄上来了！”

“还有一次，陕南的雨季导致岚河镇通往安康的路塌方了，车辆和行人都没法通过。上级通知我站在塌方边缘，盯住山坡上滑下来的岩石土方、树干等，如有危险立即通知施工战友和工人们，并挡住来往人员和车辆。抢修任务艰巨，参与的人员众多，只用了大半天，滚落的塌方岩石、大量土方就被清除了。看着通行的道路，我才松了口气。”

日子一天天流逝，白秋玲的思乡情愈浓，她笑说：“静静的岚河，高悬的明月，它们一定还记得那个总对着它们倾诉思念之情的小姑娘。”

扛木料受伤脸都肿了  硬说“牙疼”怕落后

1971年5月15日，岚河隧道发生火灾急需顶梁木柱，该隧道全长3681米，是襄渝线陕西境内第二长隧道。

“我们连因离施工现场最近，接紧急命令后，大家深夜就冒着倾盆大雨开始运木材。”白秋玲说，“我和几位战友冲在前面抢又粗又长的木头运，可我个子比较低，木头往我肩膀上放时重重地撞到了脖子，紧跟着一阵眩晕，我闭着眼不敢松开紧抱着木头的手，想跟队友一起放进车厢。第二天脸肿了，有人问咋回事？我硬说牙痛，怕说受伤了让我休息，因缺勤影响集体荣誉。”

十多年后白彩玲因头昏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颈椎病。“医生看着片子，问我是不是颈椎受过重力撞击，还推断说当年的撞击可不轻！”白秋玲说，“我没好意思说，只说好多年了。”

“还有一次，我们班和另一个班一起到深山扛竹子，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扛竹子，规定每人扛两根，但力气大、冲在前面的战友扛起三根就下山。副连长李亚新谦让大家先扛，到她时只剩下一根竹子，她不想落后央求我让给她一根。那我不是落后了吗？我坚决不同意。她还一度抢我手里的竹子，最后没成功。”她还提到，“两人因竹子耽误了行进速度，与大部队拉开了距离。先是因别扭互相走得远远的，但树丛中活动的动物和沙沙的响声让我们越走越近，还互相说话壮胆，内部矛盾自然化解。虽然她继续以副连长身份命令我让她一根竹子，我最后也服从命令给了根小的。”

多年后两人再见，都说起这件事。白秋玲说：“我对她说你那时才15岁，我开始是怕竹子压着你长身体！”

守住大家菜筐的生死较量

白秋玲记得，1972年春节过后，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了，只记得是郭家河隧道施工的关键时刻，在冬天，“接团部命令，我连派一个排参与会战，我有幸参与其中。一到郭家河工地，参与施工的战友们立刻进入不分昼夜赶进度的状态，可冬天的连阴雨让大家两天都吃不上蔬菜，炊事班向上级汇报后，我跟随营部司务长到岚河镇领取为我连调配地两大筐蔬菜。尽管返程的路不远，但加上两大筐菜就不方便了，团部派了快艇帮忙。”白秋玲说，“快艇没走多远，迎面来了一艘大船，我们来不及靠岸，就被滚滚波涛冲击随着快艇连续转了几圈，可以说十分危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用两只手紧紧抓住菜筐，担心两筐菜被打翻，战友们又没得菜吃了。”

快艇驾驶员对白秋玲大喊：放开菜筐，抓紧栏杆！

“司务长也命令我：抓紧栏杆。我真是手在栏杆，眼和心都在菜筐。还好波涛渐停，郭家河岸也到了，终于把菜安全送到，完成任务。炊事班一顿忙活，大家饭碗里都有菜，我才把心放回肚里。”白秋玲说，“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只觉得后怕。至今，不管上哪儿旅游，但凡和快艇有关我一概拒绝。有人问我为啥？我只说‘害怕’。毕竟年少时那场生死较量的后劲有点大。”

想找一位“小个子” 对他说句深藏心底的“谢谢”

白秋玲直言，与很多参与施工的队友相比，自己在三线建设中的角色有些边缘，但她依然想感谢很多帮助自己成长的人，比如，教会她洗衣服的指导员，总变着花样为大家做好吃的炊事班班长，还有快艇上那位冲他大喊的驾驶员……

但她最想感谢的还是那位不知如何称呼的“小个子”。

“那是到岚河的第一年雨季，因帐篷不断漏雨连队决定盖宿舍。由我们班出公差从岚河边扛水泥到半山腰工地，往返来回几趟后，精疲力尽的我刚想偷懒，一位穿军服的‘小个子’笑眯眯地说‘为人民服务’，我赶紧敬礼回说‘首长辛苦了’，打起精神继续扛。”白秋玲说。

“1972年春节，岚河隧道大会战时，我随炊事班到前线帮厨。我好心想把连队带来的黄豆磨成豆浆、做成豆腐为战友们改善伙食，却因经验不足导致豆浆发酵无法做成豆腐。不想浪费的我又想烧豆浆给大家喝，但堆在灶台旁黑煤一样的东西始终点不着，正焦头烂额时，‘小个子’首长突然拿着干湿木头各几根放到灶台边，可烧开的豆浆却散发着一股酸馊味，我忍住眼泪用剩下的木头为大家做了午饭，然后就在驻地周围找废木头点火用。过了几天，‘小个子’首长又给我带来了长柄炉钩和煤铲，可都是烧炉子的好工具啊！”

这匆匆几个照面，白秋玲记了半辈子了。“现在常常懊悔自己当年太年轻，不会表达，连说句‘谢谢’都不会。”她还说自己现在一有机会就打听这位‘小个子’的消息，但现在只能确定，“他是在西安招收学兵22连前往三线的铁道兵首长。”

“我想把埋在心底多年的‘谢谢’说出来。如果有机会和他聊聊更好，如果没有也希望他能收到这份迟来的‘谢谢’！”白秋玲说，“1973年8月，我和当时参与三线建设的大多数学兵一起被分配到了钼都——金堆城工作。1973年10月19日，襄渝线全线接轨通车。过了一段时间，消息终于传到了深山里的金堆城，曾参与三线建设的战友们真是既兴奋又有点失落。”

但也是在金堆城，白秋玲遇到了今生的爱人，1978年两人一起调回西安在建工系统工作。1980年，白秋玲有机会前往西安工业学院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后调入西安自动化仪表二厂工作直到退休。

而近18年来，白秋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带好孙子。

“女儿、女婿工作忙，孙子基本是我们老两口带大，每天雷打不动做三顿兼顾营养与健康的饭菜，这眼瞅着2025年孙子就要高考，快熬出来了我们却满心的舍不得，真是更理解妈妈当年送我去参加襄渝线建设的感受了！”她有些感慨地说。

现在，白秋玲每天一定抽空和老伴酣畅淋漓地在楼下打几回合乒乓球，再跟着教唱歌的网络博主们学一学热门歌曲。

“人老了，得自己找乐子，把生活过得挺忙的，挺充实的，就挺好的！”她笑着说。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部分文字据白秋玲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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