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80不服老 我才70岁” 印健幸和她的“新碑林”博物馆

这些年，印健幸的名字跟在丈夫李鸿诚名字后，多次出现在“新碑林”的相关报道中。

但这次采访，我们只关注印健幸——这位身兼唐都新碑林艺术博物馆馆长、妻子、妈妈、女儿等多重身份的70岁女性的人生故事。

“希望被更多人关注”

“时间真快!跨过2025年，我就七十一了。唐都新碑林艺术博物馆搬到建福门遗址已经5年了。”印健幸感慨地说。

2012年，搁浅多年的“新碑林”基地——唐都新碑林艺术博物馆落户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次年向市民开放，2020年，整馆搬迁到当前位置，苦撑多年的印健幸终于把梦向前推进了一步。

“说实话，老伴失明后，里外大小事儿只我一人操心、一人料理。我怕搬家，毕竟一些珍贵的物件只能自己上手，可馆里没有一件是轻的啊!”她的愁容只定格了1秒钟，一讲到石碑后立刻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起来，慷慨激昂像是要把从石碑中获取的万般感受一股脑儿和盘而出一样。

她指着《志公禅师叹世歌》的拓片说，禅师的袈裟正是叹世歌的词围绕而生的，边走边大声背诵，“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这中间的关键词是‘败坏不如猪狗相，何不当初问志公……在生置下万顷田，死后只得三步地，宽八尺长丈二……’告诫大家死后什么都带不走，活着要做善事。”

她在《贵妃斜倚沉香亭》、《秦始皇出巡图》两通碑前驻足。“这是我们夫妻的作品，也是创作‘新碑林’的缘起，杨贵妃形象的石碑采用了阴、阳两种雕法，镜里的媚容、婀娜多姿的体态、背景的沉香亭、冰裂纹石的圆形窗棂都极尽繁复与奢靡，也与贵妃的花容相媲美。”

当下，她最想推荐的是馆里渐成气候的互动实践区。

“我设计了多块包含生肖、祝福语的小方碑，想体验拓片的游客可在此体验并带走。你看，这一通是生肖羊(祥)驮着载有华夏文字的竹简一步一个脚印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这一通碑则是用‘日进斗金’的美妙音符送给生肖兔礼物;还有这个戴着‘年年有鱼(余)’肚兜的生肖猪，还采集苏轼字体祝‘国民丰安、国丰民安’，也是对今人今世的祝福。再看这通碑‘唐大明宫明大唐，丹凤朝阳朝凤丹，凤来皇都皇来凤，门迎贵客贵盈门’，这是我老伴创作的回文诗、藏头诗，简单易懂。通过文字游戏结合画面来激发孩子对碑石、制拓的兴趣。”印健幸说，“互动区的碑文内容很日常，因为我们一直在探索和研究让厚重的石碑更接地气，如何拉近历史与现代的距离达到古为今用的效果。”

这两年，印健幸还开始学习石刻制作。“石碑就是古老的印刷机，拓片是它的产品，石刻工的技艺、审美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直接决定了产品质量。”她说，“我想再多制些好碑，希望被更多人关注。”

她的童年挺有爱

“阿拉上海宁，侬晓得伐?”说起身世时，印健幸突然冒了句上海话。

“我家5个孩子，我排行老四，上有3个姐，下有1个弟。爷爷曾在上海一法国企业混得风生水起，外公曾在上海经营一家印刷厂。妈妈曾是上海火车站的主任会计，爸爸吹口琴、说法语，写得一手好字。1954年，根据支援大西北建设的需要，举家来到西安。”

当时正值新中国“一五”计划的建设时期，西安的城市建设正大规模开展。

“父母都在建筑业，妈妈仍是会计，爸爸是施工员，月工资都接近100元，一度比单位领导还高，家里条件还不错。可我当时体弱多病，出生后一直紧紧内扣的大拇指成了一家人的心病，直到五六岁时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手持剪刀剪硬纸板训练大拇指时，只听骨头里‘嘣’一声竟自己伸直了。”她说着伸出右手大拇指反复内扣又伸直，“那时全家人挤在26平的小屋里，外婆和妈妈做饭，我们小孩不是支起小乒乓台打球，就是看大人给我们订阅的《少年文艺》等杂志，爸爸常吹着口琴给全家伴奏……”

绘画兴趣也从那时开始萌芽，家中保存的老上海的纸质包装袋和小人书是印健幸的启蒙老师。

“袋子其实是以前外公印刷厂印的，黑底上印着红苹果、黄香蕉，那种鲜明的对比是我对色彩的最初认知。”印健幸说，“当然还有妈妈的言传身教。她虽是自学夜大毕业，却不管在上海还是西安都成为单位多个财务报表的设计人。她对工作一丝不苟，后来我和爱人一起筹划‘新碑林’时得到她全力以赴的支持，她不仅出力还出钱，还喊来姐姐支持我，对家人说‘我干的事儿是了不起的事儿’。”

两块石碑启动“新碑林”构想

文革末期，印健幸进入国棉四厂工作，自幼喜好书画的她被选为“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接受培训，并与同样爱好书画的李鸿诚相遇相识。

“他当时已小有名气，创作的《愚公移山》、《吕后画卷》、《还我河山》、《岳飞大战金兀术》等历史题材画作颇受好评，人也有点恃才傲物。培训老师正是著名画家康师尧，在老师和友人的撮合下，我们越走越近。”印健幸说，“一次，正处对象的我们一起逛兴庆宫公园，他指着沉香亭让我画杨贵妃，我便让他画秦始皇。”印健幸说，秦陵1974开始挖掘后，两人曾多次前往发掘现场。一个月后，两人互交作业并请康老师点评时，后者建议他们刻成石碑。

当时，李鸿诚已从西安市特种工艺厂调到新风石刻厂(后改名‘西安玉石雕刻厂’)工作，石刻工很快将他的画作刻成石碑，拓片畅销海外，一幅卖到300元外汇兑换券，紧接着印健幸的画作刻成石碑制作的拓片，继续大卖。

1981年两人旅行结婚。“登记结婚时，我才知道他比我大9岁。”印健幸笑着夸自己父母开明。

“新碑林”的计划也在此时被提上日程。

“拓片卖得那么好，厂里有想法，我们也才敢有念想。”上世纪90年代初，经几次调动，折损几年工龄，牺牲不少的印健幸，从原单位“出走”，准备为“新碑林”好好干一场。

但现在印健幸却喜欢自称“纱女”，还说自己嘴笨、性直。

打造“新碑林”之路困难不断

问她现在如何评价当年的“新碑林”构想?

“我依然认为，树碑立传是传统文化的最高标志，它以其特有的、隽永的方式保存了重要的史料，同时记录了书法艺术的变迁与发展，此外还承担着教育、教化的功能。”印健幸说，“随着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以及种种更便捷方式的出现，石碑文化一直被边缘化，但作为一种传统的方式，为何不能用石碑作为当下文化的载体呢，这难道没有价值?这难道不正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发扬吗?”

一席话，彰显了她未老的壮心，竟丝毫没有被30多年的起落消减。

“1983年，爱人做了青光眼手术，术后视力一天不如一天，1987年前后彻底失明。”她说，“但‘新碑林’的构想却蒸蒸日上。上世纪90年代起，先是原国家轻工部11号文件同意设此项目，并定为‘国内首创’，各级领导也先后开过几次推进调研会，连‘拨地’都一度提上议程。”

印健幸义无反顾地担“新碑林”构想的实践之责，却直言往事不堪。

“上世纪90年代初，离开原单位的我从玉石雕刻厂整理出‘西安玉石雕刻厂唐都新碑林分厂’的一小块地方，作为‘新碑林’的实践基地，生产拓片的同时创作新碑，现在馆里展出的关公、岳飞、饮中八仙、赵云八十不服老等石碑正是当时的作品。”她说，后来因种种原因，到了1996年，他们从厂里出来了。

印健幸一家连同他们宝贝的石碑被安置在广场社区一处废弃的幼儿园。“搬迁时，有石碑遭到了破坏……”印健幸直言，每回忆一遍仿佛都在伤她的心。

现在，两人依然在此居住。

“有点愧对女儿”

煎熬才刚刚开始，难熬的日子还在后头。

“一方面安置的地方太小，石碑被堆集在一起无法制作拓片，生活来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石碑让周围邻居产生了不好的联想，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印健幸说，“真是一言难尽，但说实话我们两口子其实无所谓，只是愧对女儿。”

她说起自己是嫁给李鸿诚后，才在他一次所谓的改善伙食的承诺下第一次吃了凉皮。

“可我女儿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就是凉皮，我没时间做饭、也没钱买更好的……”快言快语的印健幸说，“我说点你们老陕不爱听的：在他的引荐下，我第一次吃饸饹时总觉得像在吃蚯蚓，现在习惯啦!”

说这话时，依稀可见她上海姑娘的傲娇，但现实却是，她不但每天出去打零工，下班还要赶回家到附近市场捡些剩菜叶，晚上还要熬夜构思新碑。

“那时，我们还有些卖画的渠道，但卖画的钱几乎被用来打造新碑，慢慢的渠道也断了，日子更辛苦了。”她感慨说。

她回忆起很少吃肉的女儿吃了别人送的、两口子舍不得吃的一罐罐午餐肉后竟上吐下泻;还说起一次两人因为太忙把女儿独自留在家里，女儿画了一张落泪的仕女。

但一说起女儿的画，她又两眼放光。

“大概就是耳濡目染吧，女儿从小喜爱美术，我们也一直教她，但我们画得都是工笔画，高考必须得学素描等西方绘画技艺。自女儿上高中起，我真真是从牙缝里挤出钱给她报了个培训班。当然为了让钱花得更有所值，我几乎跟着女儿蹭了她的每一节课，学得不亦乐乎。”印健幸讲得也不亦乐乎，“考前最后一节课，老师给孩子们加课开‘小灶’，说要选一位同学做头像模特，让大家来画他来点评。我环顾教室，心想这时候哪个学生舍得浪费宝贵时间当模特呢?算了，这事还是我来!于是我主动走上台当了一次了模特。这也成为我和女儿的难忘一课，至今，我还常常会想起这堂课，感慨自己曾在那么多热爱美术的孩子的求艺路上做出过一点点奉献。”

对于妈妈的愧疚，女儿李自杰一句话便“打发”了，“我可没觉得她管得少。谁的妈妈能陪着女儿一起上美术课，还自己也画呢?”

“新碑想刻张载的横渠四句”

问她怎么看搞艺术的人不适合结婚这种说法?

她伸出一双白却干瘦、粗糙的手，一双劳动的手。她身上早已没有上海姑娘的精致与温婉，只有生活磨砺后的坚毅与乐观。

她答非所问地指着刻在展馆石碑上“不听妻言兄弟有益”一句说：“太不合时宜了!现代社会，女人不止是半边天了，早都是多半边天了。”

再追问：“两个搞艺术的人怎么过日子?”

“其实我比他现实。比如，我很多时候翻字帖是为了迅速找到碑上要用的字，他则是恣意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随心而发。眼睛失明无法拿画笔一度让他十分痛苦沮丧，却挡不住他对艺术的继续探索。不能画他就写，家里很多纸上都有他灵感爆发写下的诗句，尽管行与行常常叠在一起，他还不停在心里、脑里构思新碑布局，尽管多数仅止于构思。”印健幸说，“比如，他曾想在博物馆门前树一块唐太宗的新碑，豪言写100句诗以飨观众，结果被我打住。”

她笑言两人常常为了不同的艺术追求吵得不可开交。既然爱人已失明，为什么不欺骗他?她直言：“欺骗一个盲人太残酷了。如果说他曾是不会生活却才华横溢的创作者，现在80岁他只剩下不会生活了，还有不少毛病，比如不愿运动。前段时间，他因心衰入院，我日夜伺候，他一出院我躺在床上歇着，除了照顾他就歇着，这两天才缓过劲儿。”

问她是不是花了一生的时间来实践爱人的梦想，她先说自己确实酷爱音乐，随口便报出施特劳斯的名曲名，却又说：“石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付出的心血越多，感情就越深，就越爱。”

她裹着围裙、手持刻刀，不断地修复石碑的画面和字体的结构，再三谦虚地说：“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在镌刻的过程中，不但要在传统技艺上下功夫，还要争取创新，精益求精。像古之良匠学习，为子孙留下精美的艺术品。”

她还主动说新近的计划：筹划把宋代教育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刻成新碑。

“我是人微言轻的小人物，但就不能有崇高的理想吗?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将横渠先生这震撼人世的四句以《诲公侯铭》的石碑再弘扬，一展古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这不正是石碑的价值吗?我决心勒之以石。”印健幸说，“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项羽《垓下歌》‘时不利兮骓不逝’一句，加以‘骓不逝兮逆顺驰’证我心境。”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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