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灞桥区纺织西街 考古发现中晚唐军吏墓葬

　　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街道纺织西街考古发掘三座中晚唐墓葬，其中两座墓出土有墓志，墓主为唐代军吏田伾及其夫人冯氏，两人均出身武官世家；另一座墓葬出土的三彩抱幢（chuáng）狮子则尤为罕见。

　　三座均为竖穴墓道土洞墓 共出土随葬品28件组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考古与文物》2025年第5期发表了《陕西西安灞桥国棉五厂唐墓发掘简报》。该考古项目领队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王艳朋，简报执笔为李尔吾、段成刚、韩冬。

　　2020年8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灞桥区纺织城街道纺织西街发掘了BQ113-1-14的宗地（现中海云锦小区）。该发掘区位于白鹿原西麓，东距浐河2.3千米，原为西北国棉五厂的用地。共发掘汉、唐、明清时期墓葬41座，出土各类器物201件（组）。其中，发掘区西部的三座唐代小型墓葬，出土了三彩抱幢狮子和墓志。

　　这三座墓葬均为竖穴墓道土洞墓。

　　冯氏墓（M15）墓室平面呈梯形，拱顶土洞。墓室长2.6、宽1.58～1.9、高1.44米。随葬品主要置于墓室东南部和棺侧，器类包括塔式罐、青釉双系罐、白瓷盂、铜镜、铜钱、铅器、铁剪及墓志等。木棺位于墓室西侧，保存较差，仅存朽痕。棺长2.05、南宽0.5、北宽0.62米。人骨已朽成粉末，仅残存少量头骨残块，葬式不详。

　　田伾墓（M17）墓室平面呈圆角方形，拱顶土洞。墓室进深3.1～3.8、宽1.66～2.3、高1.5米。墓室西侧有一生土棺床，长3、宽约0.8～0.85、高0.2米。随葬品均置于墓室东南部，出土器物包括陶罐、塔式罐、陶俑、陶动物、陶砚及墓志等。木棺置于墓室西侧棺床上，保存较差，平面呈梯形，仅剩朽痕。棺长2.23、南宽0.5、北宽0.65米。墓葬被扰乱，仅存头骨置于棺床东侧，葬式不详。

　　M19墓室西北部被现代扰坑打破。进深2.6～2.7、宽1.45～2.2、高1.3米。随葬品主要置于墓室东南部，有塔式罐、陶俑、三彩抱幢狮子、铜镞和铜钱。墓室遭盗扰，未见葬具和人骨。

　　三座墓葬共出土随葬品28件（组），有陶器、瓷器、三彩器、铜器、铁器、铅器和墓志等。

　　出土的三彩抱幢狮子 造型独特颇为罕见

　　出土遗物中，陶器共8件（组），有塔式罐、陶罐、青釉双系罐和陶砚。瓷器有白瓷盂1件。陶俑共7件，有幞头俑、胡人俑及胸像俑，皆为红陶，空心，前后合模制作。陶动物共2件，为陶鸡和陶狗，泥质红陶，模制。

　　三彩器1件，为M19出土的三彩抱幢狮子。泥质红陶，模制。头偏右侧，眉目突出，鼻梁扁宽，张口龇牙，右前牙残损，口下长须，双耳后抿，头鬃卷曲，颈带项圈，上饰铜铃。左前蹄抓经幢于胸前，右前腿直立，撑于莲花座，后腿曲蹲，宽尾贴臀，坐在圆形莲花座上，座下设方形冠角台。通体施绿、黄、褐色釉，釉色纷繁复杂。通高29、底座高3.6、底座长11.6厘米。

　　该三彩抱幢狮子制作精美，造型独特，颇为罕见。目前，在西安地区所见的唐三彩主要分为日用器具和模型器两类，主要器形有罐、盘、瓶、砚、人俑、镇墓兽和陶动物等。陶动物以马、骆驼为主，羊、狗、猪、鸡等次之。三彩狮子模型见于王家坟M90、西安西郊热电厂M63、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等墓葬和遗址中。这些狮子模型大多为蹲坐状，或昂首或低头舐爪，未见有抱持经幢之造型。狮子在佛教中具有神圣性，佛教经论中常用狮子比喻佛陀的无畏和伟大。随着佛教在隋唐时期的兴盛发展，狮子的神威与护法功能逐渐融入中土文化观念。此抱幢狮形象进一步印证了狮子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对研究唐代佛教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其他器物共9件（组），有铜镜、铜镞、铜钱、铁剪、铅器和墓志。

　　出土墓志2合，均为青石质，一为田伾墓志，另一为冯氏墓志。

　　田伾墓志，盖为方形，盝顶，顶面阴刻楷书“大唐故田府君墓志铭”，共3行9字，四周线刻卷草纹。志石为方形，四周略有残缺。志石边长47、厚12厘米。志文楷书，22行，满行22字，共计351字。

　　冯氏墓志仅存志石，方形，四周略有残缺。长46、宽46、厚8厘米。志文楷书，26行，满行26字，共计625字。

　　墓葬纪年明确。M17墓主田伾葬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M15墓主冯氏葬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属唐代中晚期。M19未虽出土明确纪年材料，下葬时间不详，但墓葬形制与M15相近，且埋葬于同一墓区，另根据出土的陶俑和铜钱等遗物判断，可以推测其与M15、M17时代相近，亦为唐代中晚期墓葬。

　　墓主田伾出身武官世家 多项官职均为试官

　　根据M17墓志内容，墓主田伾终于元和四年（809年），享年53岁，知其生于至德二年（757年）。出身京兆华原（今铜川市），系武官世家，祖父田玉任左武卫中郎将，父田子和任左骁骑翊府左郎将，属于中层武官。

　　田伾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参军，贞元元年（785年）获将仕郎散官，并被辟召入河阳节度使幕府，先后任（试）左卫兵曹参军、太子通事舍人、左金吾长史、同州防御使随军知上都留后、郯王府兵曹参军、河东节度使上都留后等官职。

　　其中，左卫兵曹参军、太子通事舍人、左金吾长史、郯王府兵曹参军等官职应为试官，职事官主要为同州防御使随军以及同州防御使、河东节度使等藩镇的上都留后。

　　所谓“试者，未为正命”，原本指未正式任命的试摄官。唐代中晚期，这一职位逐渐演变成试假其衔却另有所职的寄禄官，试官沦为仅表明官员等级资历的阶官。

　　上都留后即诸道进奏官，属于地方藩镇在京城的驻京机构。进奏官最初并非独立的幕职，而是由本镇众多的幕职中选派一人充任，其后因地位日渐重要，才混同于一个独立的幕职。田伾先以同州防御使随军之职被选派为进奏官，后又专任河东节度使进奏官，即反映了诸道进奏官制在唐代中期的重要变革。

　　冯氏亦出身武官世家 墓志书写者为其幼子

　　M15墓主为田伾夫人冯氏，在其夫去世二十余年后，于大和九年（835年）在京兆府长安县太平里私宅内辞世，享年七十二岁。冯氏出身京兆新平（今彬州市），其父为汾州军将，亦为武官世家。

　　田氏夫妇墓志还揭示了唐代家族内部嫡庶子女生活状态的独特视角。志文载，田伾与冯氏生有四子三女，其中长子任左武卫兵曹参军，二子任太常寺丰礼郎，三子多病早亡未出仕，幼子以吏部常选任朝议郎、苏州司仓参军、内侍省学官、上柱国，丁母忧后复授陕州大都督府士曹参军、内侍省学官、上柱国等官职。长女出家为尼，法号惠寂。次女出嫁郗氏，幼女出嫁白氏。在冯氏去世时，仅幼子田文雅和嫁于郗氏的次女尚在世。

　　值得注意的是，除冯氏所生的子女外，田伾尚有志雅、季雅两位庶子，皆为嫡幼子田文雅之弟。这两位庶子未见担任官职，也未见载于冯氏墓志中，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代家族生活中嫡庶有别的社会观念。

　　此外，冯氏墓志撰写者为“朝议郎前太府寺丞上柱国李述撰”，由其子田文雅书，且在墓志后题“凡六百廿五字，嗣子文雅书”。这在唐代墓志中比较少见。

　　从侧面揭示唐代中晚期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政治格局

　　考古人员认为，此次发掘的三座唐代中小型墓葬是关中地区这一时期流行的墓葬形制，为研究关中地区中晚唐墓葬提供了新的材料。出土的墓志不仅对研究唐代基层军官家族生活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从侧面揭示了唐代中晚期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政治格局，以及藩镇幕府僚佐制度的兴盛。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马虎振（图据相关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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