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老焦和他在西安奋斗的六十多年

　　自1957年只身闯西安，六十多年来，老焦活成了个特殊的存在——只有回到洛阳老家，才会开口说河南话，其余时候，他已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在这片土地上，他上过学、下过地、进过牛棚、当过干部，一步步书写出属于自己的奋斗史。

　　不管际遇起伏，老焦始终坚信：人活着得有目标，更得朝着目标不停地往前奔。

　　为了活着 他15岁只身闯西安

　　“这些年，我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后怕。”老焦叫焦惠敏，他说，“1957年，我15岁时，没和谁商量，卷了个铺盖卷就从洛阳新安县独自坐火车来到西安。”

　　早在12岁时，老焦就没了妈。“家里就剩我爸和我们兄弟三人相依为命。我爸是私塾先生，我妈走后他续弦。我是老大，我出来后二弟、三弟过得可怜，常常吃不饱。我们那儿当年粮食产量低得很，印象中，我从小到大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米面粮食，只有红薯，我好像就是吃红薯长大的。”老焦说。

　　问他到西安后咋落脚？“咦？！我考上了初中，还被保送上了高中。”老焦笑着说。

　　打趣问他当初是怎么考虑的，他则说：“那时候还顾得上想这？我光知道再不跑就饿死了！”

　　追问他咋能参加西安的考试？他才说两个叔叔早年就到西安打拼，一个做点小本生意，一个在建筑公司上班。

　　“把户口落到叔叔那，初中考的是当时在张家村附近的西安市第十三中（现名：西安培华职业高中）。”老焦说，“不过头一年因听不懂陕西话，大部分考试科目都不及格。第二年慢慢摸着门道，成绩就上来了，加上我还算乖巧，还被推选成了班长。”老焦说。

　　初中毕业，因成绩优秀，老焦被保送到陕师大二附中（现名：西安市第85中学）。

　　高中时，老焦在校学生会任职，毕业时门门功课都考了80分以上。只是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一年到头肚子总填不饱。

　　1962年高中毕业，老焦在叔叔家里也不好呆下去了，就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800名学生集体到草滩农场劳动锻炼，其中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

　　“说的是‘上山下乡’。但对我来说，只要有活干有饭吃就满足了，稀饭馒头包子比在家吃得好，就行了！”老焦指着老伴说，“在那儿，我还遇到了她！”接着又“批判”老伴这些年像面包一样发了起来了，以前只有六七十斤。

　　问他老伴年轻时肯定特别漂亮吧？问了几次，老焦都听不见，他说自己耳背。

　　老焦因此说话声音特别大，刚才埋汰的话在房子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王阿姨“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他可讨厌，脾气犟，我们俩一说话就吵架。反正他现在是个‘聋子’，我说啥坏话他都听不见！”

　　她说完笑了，还说两人一度闹到离婚，没想到老焦犯了脑梗，“看他那怂样，算了算了，照顾他吧。”就冲这几句，两人这婚肯定离不了。

　　记者想撮合两人照张合影，这回老焦听见了，一脸期待。可王阿姨用各种理由推脱，估计心里憋着气，“谁让他刚说我胖？”

　　连续亏损十多年的奶牛场  被他一年救活了

　　1971年，老焦29岁时，被提拔到草滩农场的新建连队当指导员。

　　“老伴锻炼了一年，1963年就回到西安仪表厂上班了。我留在农场继续干，这个指导员名为领导，实为‘工头’，每天要和工人一起在泥里水里扑腾，苦干3年，年年有盈余，我名声也上来了。”老焦乐呵呵地说，“‘文革’后期，就被调往农工商公司企业局负责‘专案’工作。期间，我结合自己在连队的实践经验，写了一篇有关奶牛的挤奶问题的报告，得到当时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芦建国的批复。”

　　“还不错吧？没多久就被派往位于草滩的西安市第三奶牛场任副主任兼牧业队支部书记。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生产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工人上班积极性不高，但有几百头牛等着科学饲养呢！”老焦陷入回忆中，“第三奶牛场自1962年成立到我来15年里，连续亏损了13年，是全市有名的‘老大难’，上级领导前后委派多名干部想扭转局面，却一直没啥起色。”

　　向来敢闯敢干的老焦自称“赤脚不怕穿鞋的”，一上任就一门心思实干。

　　“我以奶牛四班为中心，拉着其他三个班组长一起干。我虚心向他们学习，不懂就问，希望这些常年在一线的老班长能把他们压箱底的好办法都拿出来，只要管用就推广。”老焦说，“当时我也就30出头，正是干事业的年纪。每天都要拉着几位班长研究当天的生产情况，商量第二天的改进办法，几乎没在12点前睡过觉，第二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继续干。别说按时吃饭了，常常忙得连喝水的空都没有。每次抽空到食堂时，饭点早都过了，师傅给拍点黄瓜一吃。”老焦说就这么连轴转了三年。

　　老焦拿出当年整理的工整的笔记说，“其实我只用了一年，就实现第三奶牛场奶产量增产，同时还盈利12493.39元。大家都很高兴，上级也很重视。”老焦说，“主管副市长和市农委主任都亲自来厂里视察，还让我在经验交流会上分享。”

　　老焦的高光时刻还在延续，三年年年都有盈余。“为了提高管理水平，我专门报了泾阳农校的专业课程，对畜牧行业的理解也更深了。”

　　研究推广“牛耳标记”获得专利

　　1982年，老焦调任西安市奶类项目办。1986年，老焦在报纸上看到了电视大学招生的消息，蠢蠢欲动。

　　“我当时都44岁了，可还是相信那句学习使人进步，考上了电大党政干部管理专科，脱产学习2年。”老焦再次带点得意地说，“项目办当时派了7个人去考，结果就考上俩，其他人数学都是零蛋，只有我还考了50多分。”他边说边用手比出剪刀的手势，过去那些高光时刻，他总记得清晰。

　　老焦坦言，这两年的学习让自己启发很大。

　　“我一共领了12本书，逻辑学、世界史、通史、心理学、写作和管理学，我对最后两门课最上心，也受益最深。”老焦记得，1988年毕业后，他就被分派到三桥的西安市第二奶牛场任副场长，主管畜牧业。

　　这一次，有备而来的老焦干了几件他至今都能拿出来念叨的创新事。第一件是他与市奶业研究所合作研发的“椭圆形牛耳标记”得到一致好评，当时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奶牛标记，他再次拿出笔记本，展示他设计的椭圆牛耳标记。

　　问他为啥要给牛耳做标记？老焦心直口快：“你这外行。”话很冲，可还是耐下性子科普：“好家伙，几百头牛，你咋认得出谁是谁，要科学养牛，起码得知道小牛爹妈是谁，这‘牛耳标记’就相当于牛的身份证。”

　　据了解，至今牛耳标记都是大型现代养殖场的必备功课。“通过标记上的编号信息，能快速区分不同的牛，记录每头牛的生长、健康、繁殖等情况，在疫病防控、食品安全溯源等方面，能顺着标记追踪每头牛的来源、养殖过程、运输和屠宰信息，用处大着呢。”老焦说，“过去牛场一般是通过‘耳缺’来认牛，可有些牛因耳毛过长，盖住了耳缺，给检疫添了不少麻烦。所以当时我们琢磨的‘牛耳标记’，得醒目还得耐用。反复试了好多次，才联合市奶研所搞出来，标记长0.65厘米，宽0.35厘米，厚0.8毫米，在铝板上腐蚀出红体字，做成‘白底红字’的样式，装上去不露出耳缘，椭圆形的形状能减少棱角，也就少了跟外界挂扯的劲儿。安装的时候也改了好几回，起初用铁制螺钉，后来换成铝制双孔铆钉，既不容易掉也不生锈。这东西当时还推广开了，批量生产了三批，最后是奶研所资金短缺才停下的。”

　　据老焦说，1990年，他写的牛耳标记的相关文章，不光发表在国内业界水平最高的杂志《中国奶牛》上，还拿到了专利。

　　为推动挤奶台高效使用  以考核变化推动“大锅饭思想”改变

　　“咱可真真是干一行钻一行。”老焦稍作感慨，又说起自己的第二件得意之作。

　　“当时国营奶场都装上了挤奶台，挤奶可以不用人工一下下挤。”老焦说着，翻出自己另一篇发表的文章——《用好鱼骨式挤奶台的几点建议》，“虽说用挤奶台挤的奶细菌少、效率高、产量大，还省人力，可在国营奶场推广的时候，暴露了不少管理难题。一方面是喂料和挤奶脱节，喂牛的不管奶多奶少，挤奶的不管牛喂得好坏，责任落不实，挤奶台根本没法高效用起来，给增产挡了不少路。”

　　为改这些痼疾，老焦把所有人员分成独立核算的牛组。每个牛组包给3个人，每人管着约33头泌乳牛，挤奶时3人再搭伙配合。“每个月月初算好各牛组每人负责的泌乳牛该产多少奶，再跟实际产奶量比一比，这么一来，大家干活的劲头确实足了不少。”

　　老焦直言，当时经济改革虽说在往前推，可很多国营企业里，延续了多年的大锅饭思想还占着上风。“我好歹是学过现代管理学的，总得推动着变一变。”他边说边翻出上世纪90年代发表在《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体制改革研究》等报刊上的文章。“那时候还报了北京现代管理学院的现代化管理函授班，学了半年，总琢磨着咋推动企业搞现代管理，实现1加1大于2的效果。可管人这事儿最难，里头的门道多着呢……”话说到这儿，老焦突然打住，没再往下说了。

　　从牛棚到工厂 晚年爱思索人生意义

　　1990年，48岁的老焦工作再次调动，脱离了奋斗大半辈子的农畜牧业，成了当时有6000多员工的大厂——西安仪表厂组织部的纪检干部。

　　因为不管一线的事儿了，倒把年轻时的写作、书法这些爱好捡了起来，在各类刊物上发了不少文章。”老焦说着又翻出笔记本，“用‘田牧’这个笔名写了一系列报告文学，《创业的松立人》《好一个唐志刚》《寻梦》《丑奶》《醒悟，姗姗来迟》《四个儿子》啥的，写的多是劳动人民的难处。那时候在单位一提我老焦，大伙都知道是‘文章写得好的那个’！”

　　2002年退休至今，老焦得过轻微脑梗，又先后做了几次小手术，近5年来很少出门了。

　　曾在工作中以胆大、创新著称的老焦，如今真成了“老焦”。至今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他说：“看着就麻烦，不想学，不好用。”

　　但他依然爱思考。“这些年在医院见过不少让我心里打转转的事儿。”老焦边思索边说，“我有时候觉得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些东西，对世上一些人来说太奢侈了。他们来这世上，好像就是为了吃口饭、活条命。毕竟有些人，光是为了活着，就得受多少委屈、忍多少难，这大概就是人生吧。”

　　他说起去年住院时撞上的事儿，“一个88岁的老汉，四肢僵硬瘫痪在床，可脑子清楚得很。他60岁刚退休的儿子，起早贪黑地守着，擦屎擦尿从没怠慢。但老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也是人性，有时儿子心里憋得慌，难免要发发牢骚。可这时候，老汉还得龇牙咧嘴地对着儿子笑。为啥？因为他得靠人家活着啊！所以琼瑶那两句话说得真对，‘生如火花，死如雪花’多形象。”

　　老焦直言，这些年特别爱琢磨人生的意义，思考人生到底该如何度过。

　　问他现在琢磨得咋样？

　　“跟我一样上了年纪的老哥老姐们，我就希望他们信科学、信医生，真有啥毛病早点看，抓紧治。可要是真遇上过不去的坎儿，也得看开点——反正都活到七十、八十了，早就赚了！你看我，国家现在每天给我两百块退休金，我一天顶多吃二十块，这不就是赚了吗？”他一笑，“说到底，谁到最后不都是一把火、一把灰，一股青烟绕天飞？”

　　“去年住院那会儿，我编了首《宽心谣》，今天就送给老伙计们听听：‘一场秋雨一场凉，秋雨悄悄向夕阳。人约黄昏后，还有啥盼头？吃不进，睡不宁，走路躬着腰，一步一咣当，你说凄凉不凄凉？早走好，早走好，早走儿女少烦恼。回归自然最自然，未竟事业后人干。放心去，大胆走，你在世上显过手，没有遗憾没有愁，出门一直往西走！往西走！’”

　　说完，老焦连说“见笑！见笑！”

　　可说起年轻人，老焦的语气里满是鼓励：“年轻娃可不能虚度光阴，得有追求，多读书，还得有股锲而不舍的劲儿。有爱好是好事，但别变成‘瘾’——你瞅瞅那‘瘾’字，头上顶着个病字头！”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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