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服务抗战，边战边教 10年培养10万干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为什么会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爱国青年？因为这里不仅是全国人民向往的民主革命圣地，还有抗大这样的学校，有光明的未来。

　　而抗大教育实践的成功，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急需的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干部，也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日，“革命熔炉 光辉旗帜——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历史陈列”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文物局研究确定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就让我们通过这个展览，来了解一下抗大为抗日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那段火热的峥嵘岁月。

　　抗大：

　　中国共产党培养军队将才的摇篮，造就大批德才兼备军政干部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副馆长柯延鹏介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抗战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与领导下，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简称“抗大”。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抗大总校曾数易校址，先后在陕北的瓦窑堡、保安、延安、山西黎城县西景镇、河北邢台县浆水镇等地坚持办学。从1936年至1945年，抗大总校共招生8期，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创办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1所附设中学，培养了10万多名德才兼备的干部。

　　抗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其中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他们为党和军队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位于延安城中心的北二道街，是在原址基础上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历史业绩而建的一个专题性纪念馆。展厅面积2525平方米，展线长700多米，分为上下两个展厅共四部分内容，展览通过40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650件文物以及11组艺术场景以编年体加专题的形式全方位的展示了抗大历史功绩。

　　建在石窟内的红大校舍：

　　晴天学员在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则在石洞里学习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讲解员温少莉介绍，抗大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建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红军学校扩建更名为红军大学。1934年，红军大学随中央红军长征更名为干部团。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为承担抗日战争的新任务，必须大量培养干部。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干部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址设在瓦窑堡。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6月1日，瓦窑堡米粮山的旧庙台前红旗招展歌声震天，来自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和红军干部战士汇集于此，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素质。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我们红大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力量，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一批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走进红大，开始了探索抗日救国真理、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学习。

　　1936年6月21日，红大建校不久，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红大学员奋起抵抗，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后，也由瓦窑堡移驻保安。红大在保安的校部和校址，就设在保安城外半山坡的石窟里。

　　当时红大学员在保安的校舍，抗大纪念馆在展厅内做了场景复原。

　　温少莉介绍，当时保安地瘠民贫，在保安城外半山坡上的抗大驻地，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耐干旱的酸枣树。山坡上露出几十个黑黢黢的石洞，远远望去好似马蜂窝。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何人开凿已无法考证，据当地群众传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大的石窟约有3米高宽，纵深约有4米多。小一点的约有2米高宽，纵深约2米。这些大小石窟长期没人居住，有的成了牛羊棚，有的成了兔窟狼窝。洞外杂草丛生、乱石纵横、一片狼藉。

　　为尽快建好校舍，抗大全体教职员工和学员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等不靠，不论职位高低，都十分踊跃地投入建校劳动中。他们选择大的石窟作为教室，清除杂草污物后，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桌椅讲台均用石头制作，用石头在洞口垒成墙和门洞，找些破木头做成门框，用茅草编成门帘，在洞口与洞口之间修通道，就这样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块为桌椅、讲台的抗大教室就建成了。

　　晴天学员在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则在石洞里学习。毛泽东当时是兼职教员，他在给学员讲课时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幽默。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

　　第一位访问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以窑洞为教室，石砖块为桌椅，泥土石灰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校址在保安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党中央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师生的生活尽量给予照顾，不让师生饿肚子，除了平时吃小米饭以外，一周还想法设法给大家喝上一次羊肉汤，偶尔还能吃上一顿荞麦面。这些艰难困苦条件下的磨练，让教职员工和学员的意志特别坚定，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当时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毛主席在给全体学员和党中央机关干部做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时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党逼蒋抗战的方针。”

　　抗大招生广告：

　　要求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为宗旨

　　西安事变爆发后，按照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部达成的协议，1936年12月18日红军和平接管了延安城。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红大随中央移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民主革命圣地。

　　温少莉介绍，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纪念馆展厅中有一张抗大1937年1月21日发布的招生广告，广告中明确刊登了抗大的宗旨、报名资格等信息。

　　“本校直属于抗日人民红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为宗旨。”“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毕业等同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投考。”年龄要求为“18岁以上，28岁以下”。

　　考试日期是“随报随考”。考试科目包括政治测验、作文、口试、体格检查。录取人数为一千名，录取后由招生处负责送往延安本校。待遇为“被服膳食书籍文具均有本校供给”。教育科目有政治常识、中国革命问题、世界现势、抗日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军事常识六科。六个月毕业，校址在延安城。

　　通过严格考试进入抗大后，学生被分为了两部分：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大学部是以文化知识为主，附属步兵学校是以军事为主。

　　1937年1月21日，抗大第二期（即红大之后的一期）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革命圣地和抗战中心，抗大也随之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战堡垒，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报考延安各抗日院校，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上百名新学员。至1938年底，就有15000名爱国青年涌入抗大学习。投奔抗大的人流中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进步军官及抗日志士。

　　到抗大第三期开学时，学员们越来越多，使本来就不宽裕的抗大校舍日趋紧张。为了解决住宿问题，1937年10月22日，抗大1000多名教职学员在延安凤凰山开始了挖窑洞建校舍的劳动，历时半个月挖窑洞175孔，之后又一鼓作气在凤凰山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米的盘山公路，同学们称其为“抗大公路”。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抗日军政大学的建制，把抗大扩大分散到各抗日根据地，到敌后办学，“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到前线去，领导千百万群众进行抗日战争。此后，在华北、华中各战略区相继成立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以及1所附设中学。

　　为了大量培养和储备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1943年1月24日，抗大总校1000多名教职学员，从河北邢台县浆水镇出发，横跨三省，穿越7道封锁线，行程2000多华里，历时40多天，返回到陕北绥德，在绥德西山寺继续办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抗大完成了在陕北的历史使命。抗战胜利前夕，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抗大第八期学员全部毕业，分赴各个抗日战场，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印尼华侨孔迈给父母的临别赠言：

　　“妈，把我献给祖国吧！”

　　温少莉介绍，七七事变爆发后，爱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有一个场景是这样描述的：从西安到延安的800里大道上，成群结队奔赴延安的人们络绎不绝、首尾相接，情景感人而又壮观。他们好多都是相约而来的，比如说夫妻相约、姊妹相约、兄弟相约、朋友相约，以至是长官和部属相约，一时之间所有爱国知识青年云聚延安热闹非凡。

　　抗大总校这8期，学员身份是有变化的。红大一期时，学员身份基本只有一种，就是长征途中过来的老红军、老干部，是为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第二、第三期增加了爱国知识青年和抗日志士。第四、第五期增加了一部分华侨，也是接收华侨最多的时期，其中第四期60多名，第五期90多名。

　　在抗大纪念馆展厅有一张照片，正面是一位帅小伙的形象，背面写着“妈：把我献给祖国吧”。

　　这位帅小伙名叫孔迈，原名孔东平，印尼华侨，祖籍广东。1938年6月，19岁的孔迈和几个同学偷偷离开父母，他们怀着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毅然回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当中。在途经香港时，为了表示献身祖国的决心和对父母不辞而别的歉疚，孔迈用即将到来的“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日作为落款时间，以母亲对自己的爱称“明儿”署名，在自己的一张黑白相片背面写下“妈：把我献给祖国吧”，托人带给仍在印尼的父母。

　　1938年7月7日，孔迈万里奔波几经辗转到达汉口，经八路军汉口办事处介绍，北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被分配到了陕北公学学习，9月份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抗大一分校学习。抗大一分校是1938年成立的，先后转战到华北、山东，1943年3月缩编改成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所以主要是在山东区域活动。历经风险与挫折，孔迈成为了一名新华社胶东分社的战地记者。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相机记录下马石山的血雨腥风，记录下胶东军民的浴血奋战，记录下红色乳娘的无私大爱，记录下阻止美军登陆烟台的历史画面。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迅猛发展，孔迈被新华社派往印度新德里担任首席记者，和妻子徐力舟一同踏上漫长的驻外工作之路。此后又先后被调往哈瓦那分社任社长、调任日本东京分社任社长。1983年，他被调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秘书长兼中国唱片总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书记处书记。

　　2008年2月21日，孔迈在北京病逝。逝世前夕，他用苍老的双手颤抖着写下一首诗：“蕉风椰雨思报国，万水千山只等闲；五洲四海坎坷路，吉它虽老不断弦。”他用毕生实践，践行了“把自己献给祖国”的誓言。

　　行军式教学：

　　认字就在背包上，课堂就在大路上

　　展厅内有一组雕塑叫“行军式教学”，可以看到每个学员的背包上都挂有一个学习牌，学习牌上写有当天所学课程，可以让后边的学员边走边学习。

　　温少莉介绍，当时不管总校、分校，面临的困难都是一样的，但大家总能想到办法克服困难。比如“小哨课”、“ 行军式教学”等独特的教学方式，都是当时发明的。

　　抗大学员经常采取“小哨课”方式上课，即以区队为单位担任一个方向的警戒任务，期间少量学员放哨，其余学员上课。

　　1940年11月成立的抗大第六分校，在太行山区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数千名干部，为坚持太行山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敌人频繁“扫荡”，抗大第六分校的学员发明了行军式教学，既每个学员背包上挂学习牌，让后边的同学边走边学。当时有个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在教学方面，抗大教员针对各期学员特点，科学编制教学计划；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因材施教；理论联系实际，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当时抗大的课程分为三大类，军事、政治、文化。军事和政治方面分别有十几门课程。文化课当时只有两门，叫诗词和算术。除了军事课需要找实战的地方来进行外，其他课程在背包上也能学。

　　抗大贡献：

　　获授衔授勋的首批将官大多都在抗大学习工作过

　　今天的诸多军事院校都能追溯到和抗大的联系

　　在抗大纪念馆序厅左侧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词作者凯丰、曲作者吕冀。温少莉介绍，这首激情澎湃的抗大校歌形象地表现了抗大青年蓬勃的青春活力和豪迈的革命气概，并伴随着抗大毕业生的足迹，飞越万水千山，唱遍抗日前线传唱至今。1989年1月9日，作为抗大传人的国防大学正式把抗大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

　　在序厅正前方有抗大校旗的雕塑。温少莉介绍，抗大校旗上有“抗大”两个白色大字。旗帜上的白色象征着纯洁、正直、勇敢和刚毅，红色代表着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业。校旗上的校徽是由五星、奔马、红军战士组成，寓意着红军战士骑着战马勇往直前，而校徽上的“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八个字是抗大的校风校训。旗帜下方三条黄色的波浪线，象征着奔腾不息的黄河水，也象征着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这是毛泽东首次将抗大教育方针用三句话加以概括。此外，毛泽东还为抗大提出了一个总宗旨：“教育是为抗战服务的。”

　　抗大对抗日的贡献有多大？温少莉介绍，仅从一组数字就可以看得出来：1955年9月27日，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将官授衔授勋仪式，获授衔授勋的首批将官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59名。在抗大纪念馆展厅，陈列有10位元帅中的7位、10位大将中的8位照片，此外还有30位上将、100多位中将、300多位少将的照片。因为他们都曾在抗大任职任教工作学习过，都是从抗大走出来的将军。

　　除了抗战时期培养的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展厅的一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传承”图表还直观展示了抗大和今天诸多高校尤其是军事院校的关系，比如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陆军装甲兵学院、陆军工程大学、解放军防化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陆军步兵学院、空军大连通信士官学校等，都能追溯到与抗大总校及其各分校的历史传承关系。

　　温少莉介绍，抗战胜利后，抗大也就随之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1945年10月16日，抗大总校一部奉中央军委令，赴东北建立了东北军政大学。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以抗大为基础，迅速在东北、华东、西北等地建立军政大学，继续为中国革命输送优秀干部，将抗大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从“抗大”到“军大”，再到后来的军事、政治、后勤“三大院校”，以至今天我国的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我军始终继承和发扬了被誉之为“抗大精神”的优良传统，始终都是把抗大精神作为办学治校的宝贵精神财富。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马虎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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