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退休翁八年笔耕 为家乡著书立传 

　　近日，28万字的小说《大河滩》正式出版，74岁的杨文科——老杨总算了却了心中一桩大事。

　　望着一同完成的合计20余万字的《村庄的模样》、《家族往事》和《诗文》等作品，他坦言：这8年付出，值了！

　　微信“手写”  8年写了近50万字

　　“总算把心里这要紧事儿往前推了一些。”老杨感叹。

　　他坦言，这8年间几乎没在凌晨3点前睡过一个安稳觉，不停地构思框架、打磨字句，只要有灵光一闪，立刻拿起手机记录。

　　“说实话，年纪大了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家人总操心我的健康，却也深知我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都不拦我。老伴儿这些年从没嫌我不干家务，儿子也总耐心帮我处理排版琐事……”老杨说，“毕竟这几十万字全是我在手机微信上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起初，我写完一大段才发给亲友们提意见，但几次误碰按键导致文稿不见了，只能重新再来。更惊险的一次是微信突然故障只能重新下载，安装好后怎么也找不到此前的文稿，急得我在微信里挨个发消息，求大家把存下的稿子再发给我。自此以后，我长了教训：每写一段就立刻发到家族群里，既是备份留底，也能听听家人的修改建议。”

　　这4部作品里，让老杨花心思最多的就是小说《大河滩》，出版前光是大幅修改就有4次，其余3部都是创作小说的间隙，见缝插针完成的。

　　问他为啥70多岁了还有执念写一部小说？

　　“我对家乡的历史及过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与热爱，想把家乡的地域风貌、乡俗民情通过《大河滩》里既有‘原型’又有‘虚构’的故事与人物展示出来，表达出农民也有忧国忧民、舍私而求大义的高尚品质，更有支援陕北的革命情怀，歌颂农民的勤劳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揭示了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老杨想了想说：“另外，我年轻时多次和陈忠实先生一起参加文学培训班。虽交情不深，敬重始终。2016年得知陈先生逝世，心里一沉，突觉时间紧迫，心底一些想法被唤醒了。”

　　挥之不去的童年“饥饿”记忆

　　“饥饿”是老杨童年里最清晰、也最挥之不去的烙印。

　　正如小说《大河滩》开篇一样，草滩王家堡村的杨氏先人，最初为生计所迫，辗转漂泊后才在渭河与灞河交汇处落脚生根。凭着智慧与韧性，一代代先人在河滩地上“折腾”，不仅改写了土地的命运，更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他们在纵横交错的地块上修起几十条大中小渠，将低洼荒芜的河滩地改造成遇旱能引水灌溉、遇涝可退水复耕的 “道道田”，同时修路植树、广种果树，一点点将贫瘠的大河滩打造成瓜果飘香的 “小江南”。

　　“再加上经营油作坊等生意，杨家慢慢就兴旺起来了。”老杨的话语里藏着对先辈的敬意。

　　但上世纪20年代，老杨的父亲参军负伤后转业地方任职，性子直爽的他仍带着几分 “公子哥” 的不羁，终究很难融入官场。

　　1945年，老杨的父亲带着家人从西安城重回王家堡。好在解放前夕，老杨父亲听劝，陆续通过变卖、赠予等方式处理了家中良田、树林，还辞退了雇佣的奶妈、厨师、长短工，躲过了不少麻烦。

　　1951年，老杨出生时，家道早已不如往日，在家中男孩中排行第六，得名“老六”。

　　“听家里人说，我三四岁时，村里正从‘互助组’过渡到‘合作化’。”老杨说，也就是把各家分到的田按三到七户的不同规模聚拢起来，村民搭伙耕种、管护，家畜农具也统一使用，粮食按出工次数分配，但劳动力不足的家庭通过补钱领粮。到了1958年，合作社就改组为“人民公社”，村子也变成了“生产大队”。

　　老杨也正是这一年在离村不远的庙里上了小学，他还隐约记得一段时间内红火的集体食堂、和傍晚几乎照亮半个村子的炼钢炉。

　　可热闹很快被饥饿取代，1960年前后，先是村里赶工搞 “高产试验田”延误了播种，又遇到旱涝急转的天灾，渭灞河沿岸出现连年丰收后的首个欠收年。

　　“集体食堂一下子萧条了，我们小孩每天从食堂端回家的不是稀汤面就是稀粥。我每天挺着‘大肚子’去上学，还没走到校门口，肚子就空了，尿瘪的，饿得一整天都提不起精神。”

　　老杨印象中，集体食堂大概在1961年彻底解散。又因旱情持续，村里种的苞谷大多长势萎靡，只有河滩地里的一片勉强存活。“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家家户户都提着笼子往那儿去。”老杨说，去的多是女人和孩子，采些苞谷后用草一盖，装模做样带回家，只为能多填一口肚子。

　　老杨记得那年秋天，日子难到了连当柴烧的苞谷秆都成了“救命”宝贝。村上把苞谷秆集中起来，粉碎、蒸煮、沉淀后制成“玉米秆淀粉”，按户分配给大家充饥。“各家各户都用这粉蒸馍，蒸的馍又硬又糙，加上一点调味儿的菜油都没有，实在难以下咽。”老杨记得他妈妈每次吃前都用酱油烙一烙，让馍软一些，才能勉强下咽。

　　他打趣说：“我曾把这馍掰了一块扔给学校里散养的鸡，那鸡看了我一眼，不情不愿地啄了两下，大概实在难以下咽，扭头就走了。”

　　对 “饥饿” 的记忆，大概到小学三、四年级才结束。

　　文艺创作的天赋逐渐显露出来

　　但老杨说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童年还算幸福。

　　“家里人相亲相爱，还有浓厚的文艺氛围，到小学四年级时，我已经成了一个手不离字典的‘书迷’。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等古典文学名著，《红旗谱》《红岩》《迎春花》《林海雪原》等近现代名篇，乃至前苏联的多部文学巨著，我都翻了个遍。” 老杨对此颇为得意，“记得恩师王志良拿起我倒扣在课桌上的《红楼梦》问：‘你能看懂？’我点头又摇头，当时虽然一知半解，但总有热情去看看里面写了哪些故事。”

　　老杨在戏曲方面的天赋也慢慢显露。

　　期末文艺汇演时，他主动向老师建议为同学们排演《智取威虎山》。“我先带同学回村，偷偷钻进村‘社火’箱子的本家叔家中，挑了一麻袋的‘刀枪剑棒’，回去后按角色选演员、排戏。”老杨笑说，“表演时，我还用锅灰和颜料给大家上妆，最后拿下了一等奖。”

　　老杨这才说起，这份文艺禀赋，多少有点家学渊源。他的母亲擅长唱歌，大哥在省文工团搞歌剧，二哥在市话剧院搞话剧，其他哥姐也都是村业余文艺团的骨干。

　　“多少遗传了点文艺细胞，我从小就爱看戏。1965年，社教运动刚开始，我上初一，还当上了班级文体干事，排活报剧、当校合唱队领唱，还兼指挥打拍子…… 可随着家里被补划成为‘地主’，干事先当不成了。尽管音乐老师依然器重，但我还是少年心性，不知咋的自己就撂挑子不干了……” 接着，老杨又说起“文革”时被抄家，父亲三次被批斗游街，没忍住哭了起来。

　　“还是说点高兴的事吧。”老杨话锋一转，“1966年，‘文革’一开始，学校停课，家里被抄，我无事可做，却从广播、报纸了解到红卫兵全国革命大串联的消息。又恰逢学校筹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因此前在文艺方面的特长被破格吸收，更因此争取到了和大家一起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机会。”老杨说，从北京回来后又无所事事，到1967年一开学，才16岁本该上初二的老杨领了一张初中毕业证，就返乡务农了。

　　干了几年农活的老杨，在1973年收到了几年间唯一的好消息。

　　“我爸接村干部的通知，我们家被撤销社教运动时划的地主成分，恢复土改划定的小土地出租成分，同时为‘文革’时抄家平反，没收的财物、宅院也退还了。”时隔七八年，老杨终于陪着父母回到一片荒芜、杂草丛生但属于自己的家。

　　1974年，老杨被 “草滩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选中，得以再次开启文艺之路。那时候，文艺演出慢慢突破了样板戏的限制，开始鼓励多种形式创作。” 他说，小戏曲、对口词、快板、相声、填词、舞蹈…… 凡是能尝试的，他们都一一探索，积压在心头的阴郁，也在创作与表演中一扫而光。

　　1975年，老杨奉命参加“草滩公社指挥部”工作，负责组建“战地文艺宣传队”，并在1976年初夏率队参加“西安郊区两塬平地大会战”。

　　“当时给我们的要求就是就地取材编创节目，开展塬区会展文艺宣传活动。” 老杨说，“地里大家正热火朝天平地，我们文艺队一上来，红旗一插，大家就坐在田间地头欣赏我们的表演，同时休息休息。”

　　可变故再次袭来，随着唐山大地震的发生，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相继逝世，加上西安连日阴雨，会战被搁置。到当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会战因非议太多最终宣告终止。

　　“我又回了公社宣传队。”老杨说，但随着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传队的创作素材彻底被拓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倡导、鼓励婚事新办不要彩礼的新风…… 这些贴着农村烟火气的话题，都成了他们笔下、台上鲜活的内容。

　　“想和有想法的年轻人把《大河滩》的故事写下去”

　　1979年，老杨被调入刚成立的草滩公社文化站担任站长。自幼就热爱文艺的的他开启了一段如鱼得水的旅程。

　　“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一时期我接触了许多国外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大小仲马……他们的代表作、成名作，我一本一本地读着。其中，雨果的《悲惨世界》最让我着迷，不仅是对人物细致的刻画，更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劳动人民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影响着我。”老杨的语气里多少有些怀念，“《收获》和《小说月刊》更是我的最爱，每次邮递员把杂志送来，都得先从我手里过一遍。”

　　说完，老杨爽朗地笑了起来。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1995年，老杨又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挑战，他被调往区影剧院担任经理。老杨感慨说：“此后，行政事务繁杂，这段不提了。但在这之前，我也是实实在在搞了大半辈子的群众文化工作啊。”

　　坐在一旁同村的热心人杨文革忍不住插话道：“叔，您再给我们讲讲您写的《大河滩》呗！说实话，叔，这本书我没看够。它从上世纪20年代写起，讲述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一些村民暗中支持地下党员的故事，可到抗战胜利就突然结束了，真让人心里痒痒，特别想知道后续的发展。”

　　王磊也在一旁点头表示赞同：“首先，要向病中仍笔耕不辍的六元伯（老杨）致敬。作为王家堡的年轻一代，很荣幸在《大河滩》出版前通读两遍，这才对我们村百年前的地理风貌、人情民俗有了真切了解。六元伯这本小说‘复活’了百年前王家堡的芸芸众生，如今村子虽已拆迁，但有了这部小说，村子就能在另一维度里永存，就像村里古庙前的斑驳碑文，让我们能跨越时光，感知先人们留下的精神印记。”

　　86岁的杨文生说：“老杨不容易，书里描写的许多场景都不是他的经历，他却通过和老人打听、查资料等等，把这些故事如实、生动地记录下来，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回忆的凭据，真好。”

　　老杨认真听着大家的意见，也认真地回复说：“其实，我一直在构思后续的故事，想把大河滩杨氏家族的故事更完整地记录下来。只是现在年纪大了，精力大不如前。真心希望能有热爱写作、有才华的年轻人和我一起，完成这个心愿，把我们的故事继续讲下去。”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