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观察|直面老龄化挑战 陕西该怎么做？

9月2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陕西省老龄事业发展状况。陕西省民政厅发布了《2024年度陕西省老龄事业发展报告》，用“老龄化程度高、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区域发展不平衡、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少子化叠加，老年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等关键词，精炼地概括了当前陕西人口老龄化的核心特点。

这些表述背后，细细琢磨就能发现，无论是老年人口数量与占比的持续攀升、未富先老的现实困境，还是抚养比升高引发的双重压力，全都指向全省老龄事业发展的深层问题。

当然，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或许正是未来推动全省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陕西老龄化形势将越来越严峻

先看看两张表格：

   从数量变化看，1964年至2010年46年间，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354.45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245.53万人；而2010年至2024年14年间，上述两个年龄段人口分别增加407.34万人、301.59万人。也就是说近14年“老年人”的增量远超此前46年的累计增量。

   从占比变化看，1964年至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6.03%缓慢升至12.85%，46年仅增加6.82个百分点；而2010年至2024年，该占比迅速增至22.4%，14年就提升9.5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变化也同样迅速，1964年至2010年，该占比从3.51%增至8.53%，46年仅增加5.02个百分点；2010年至2024年，仅14年就升至15.7%，提升7.17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近14年间，无论从数量还是占比，陕西的“老龄化”都在加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如下图）。

   当老龄化持续加速遇上生育率持续下降，就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将不断增加，而年轻人口难以得到充分补充，老龄化形势将进一步加剧。

面对“未富先老”，我们做了些啥？

然而也有评论指出，“速度快”仅是表象，“未富先老”才是真正制约老龄事业发展的核心矛盾。

正如发布会上引用各国数据作出的对比：美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2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 14%）用了72年，当时人均GDP达5万美元；日本用了24年，人均GDP达4万美元；我国用了23年，人均GDP达1.27万美元；而陕西仅用20年，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

更短的周期、更低的经济基数，意味着更大的压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姜全保认为，“未富先老”对社会和个体都有深远影响。

“从社会层面来说，由于快速老龄化，社会财富积累、人均收入水平、公共财政支付能力尚不足以完全应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面临巨大压力；从个体层面来说，老年人是未富先老，也是未备先老，对养老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加上家庭养老功能随着家庭规模小型化不断弱化。”姜全保认为，要破解这一矛盾，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需从经济保障、制度建设等多个维度发力，努力补齐经济发展水平与老龄化进程之间的‘时间差’。

事实上，面对“未富先老”的现实挑战，陕西近年持续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关民政、医保、人社等部门联动推出多项措施，为全省老人筑起生活保障：

第一做好基础保障，相关部门通过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让2900多万人领上养老金，95%的人享有医保；同时推进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养老金试点，鼓励大家自己存点养老钱，目前已累计50多亿，形成“政府保障+个人补充”，让养老更有底气。

第二大力推动“普惠性养老服务”，全省建成以公办为主的900多家养老机构、2.4万张床位及万余家社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同时建成4929个老年助餐点、1.6万户适老化改造等民生项目，满足收入不高、手头不宽裕的老人的日常照护需求。

第三深化医养结合服务，降低老人的医疗经济负担。全省已建成500多家既能看病又能养老的服务中心，其中一半养老床位能提供护理服务，让老人不用跑医院少花“冤枉”钱。深入实践“建立健全老年健康危险因素干预、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失能预防三级预防体系”等。

我们还能做些啥？

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老年群体的需求也在加速升级，使得当前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真实需求之间，仍存在不小差距。

为此，姜全保建议，未来应在现有工作基础上，从以下三个层面聚焦“普惠”与“精准”，进一步缩小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间的差距：

首先，从“保基本”到“促普惠”解决“养不起”的问题。“‘未富先老’意味着大多数老年人和普通家庭对价格极为敏感，不仅很多服务‘用不起’，甚至很大一部分老人养老还要依赖家庭成员，自身无力承担相应服务的费用，未来如何让服务变得‘用得起’是关键。”姜全保认为，“当前政策更多保障特困、失能等困难老年人。未来应把重心扩大到范围更广得中等收入家庭——作为‘未富先老’压力最大的群体，需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探索‘普惠养老专项贷款’等金融工具，推动‘普惠型’商业养老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缓解其负担。”

其次，从“有服务”到“优服务”，解决“养不好”的问题。“随着养老服务网络逐步覆盖，服务的质量和精准性将成为关键，只有建立精准化的需求评估与供给匹配机制，明确不同老年人差异化需求，同时强化服务质量监管与信用体系建设，对养老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标准、人员资质进行严格规范，才能避免‘有场地、无人气’、‘有服务、不贴心’。”

最后，从“医养结合”到“康养融合”，解决“养不健康”的问题。“老年人多患有各种慢性病，当前‘医养结合’更多关注已病和失能老人的照护，未来应将服务关口前置，将康复、护理、心理健康服务深度嵌入社区和居家服务，大力发展老年预防医学和健康管理监测，帮助老人‘健康养老’。”

破局“抚养比逐步提高”或可通过开源、节流

而报告中提到的“抚养比逐步提高”，是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出生数量持续减少的背景下，人口结构演变的必然结果。

姜全保认为，“抚养比升高的影响主要有社会、家庭和经济三个层面。从社会层面看，养老金发放、医疗保险报销、长期照护服务等公共财政支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职人员缴纳的社保费用需供养更多的退休人员，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从家庭层面看，随着家庭规模变小，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在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缺口持续扩大；从经济层面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可能对经济增长潜力形成制约。”

而对陕西来说，抚养比不断升高带来的挑战因区域老龄化差异更为复杂。

正如发布会上提到的全省10市1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明显，从高到低依次为宝鸡（29.21%)、汉中（27.58%)、渭南（26.56%)，咸阳（24.76%)、铜川（22.62%)、安康（22.61%)、商洛（22.40%)、延安（19.53%)、西安（19.02%)、榆林（18.49%)和杨凌示范区（14.31%)。最高比最低高出14.9个百分点。

“对高老龄化地区（如宝鸡、汉中）来说，可能存在‘双重压力’：这些地区本身老龄化程度深，抚养比已经很高，同时本地劳动力可能外流至西安等经济中心，导致‘留守老人’问题突出，实际抚养比更高，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低老龄化地区（如西安、榆林）则身负‘隐性责任’：虽然西安的抚养比目前相对较低，但作为省会需吸纳全省劳动力、调配养老资源等。”姜全保认为，“因此，仅靠单一手段或难有效应对，建议从开源、节流、提效三个维度同时发力，寻求破局之道。”

所谓开源是扩大“抚养者”的基数与能力，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释放“银色人力资源”；

节流则是减轻“被抚养”的负担与成本。比如，坚决将服务资源（如日间照料、康复护理、上门服务）下沉，远比大规模兴建机构式养老院更经济。再比如，积极推动“健康老龄化”和“主动预防”，降低老年阶段的健康和照护需求，减轻压力等等；

提效是优化“抚养”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比如，通过科技赋能、智慧养老降本增效；通过金融创新，破解“钱从哪来”等难题。

利用区域差异 打造“省内养老圈”和“季节性康养”

诚然，报告中提到的“陕西区域老龄化程度差异显著”需要留意，但实际上“差异显著”并不完全是发展的“绊脚石”——若能利用不同区域老龄化程度、经济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特征和互补优势，通过全省的协同治理与资源调配，或许还能催生出新的发展契机。

“比如，在全省高老龄化地区（宝鸡、汉中、渭南等市，老龄化率＞24%）聚焦基础服务补短板，重点建设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完善失能失智老人照护体系；在中老龄化地区（咸阳、铜川、安康等市，老龄化率在22%-24%），重点探索‘医养结合+社区养老’等模式；低老龄化地区（西安、榆林、杨凌等，老龄化率＜20%），依托经济与科教优势，打造养老科技创新、高端服务的策源地，为全省提供技术与资源支持。”姜全保说，“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种区域差异催生的需求与供给互补性，构建起全省一体化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资源流动起来、服务效能提上去。”

比如，推动“季节性康养”和“旅居养老”融合，西安、榆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在夏季前往汉中、安康等生态好、成本低的陕南地区养老，既满足老年人的康养需求，又带动陕南养老产业发展；

再比如打通“跨区域服务协作”通道，高老龄化地区面临的养老服务资源缺口，可通过购买低老龄化地区的专业服务来填补，推动养老资源在全省范围内高效流动。

当然，从全国范围横向对比来看，2024年陕西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位列16，这意味着已有众多省份在老龄事业发展中已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拿来主义”且“因地制宜、取长补短”地借鉴这些经验，推动全省老龄事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编辑：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