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他，干了一辈子教育

　　2026年，86岁的王金台与母校西安市长安一中的缘分，已绵延整整72年。

　　从14岁怀揣青涩求学，到毕业后留校执教、退休后受邀返聘，大半生的光阴里，王金台在这里从迷茫少年成长为站稳讲台的良师，从普通教师变身为深耕管理的教务主任。他直言“长安一中给了我更好的人生”。

　　采访中，王金台更是三句不离长安一中，句句都饱含深情。

　　“父亲常念叨要感谢陕西这个第二故乡”

　　1940年，王金台出生在河南洛阳南部的一个小村庄。

　　王家靠着几代人的努力渐渐站稳了脚跟。到了1945年，王家糕点铺凭着真材实料火了。“方圆十几里的乡亲都赶来买。”王金台记忆里，母亲总是拖着因为劳累而常年发肿的胳膊，凌晨就起床，吆喝着家里的骡子忙活到中午，只为磨出足够做糕点的面粉——从不敢停，一停生意就撑不下去了。

　　日子渐渐红火。1948年，王家不仅有了三进院落的商铺，还置办了百亩田地。

　　“主要我们那里土匪多，不置办成田地，怕被打劫丢掉性命。”王金台说，父亲为人厚道仗义，处事公道，是村里的绅士，村里男女老少都一口一个“五叔”喊得亲切。

　　1948年洛阳解放后，素来和父亲交好的村农委会主任匆匆上门劝道：“五叔，你赶紧带着全家走吧！给你家定的公粮数太高了，要是交不上，怕是要遭罪啊……”当晚，父亲放弃打拼多年攒下的家业，只带着一家人赶着骡车，过三门峡、越潼关，一路向西，10天后辗转来到西安。

　　“我们本想投奔在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读书的二哥，到了才知，二哥早已考入成都本部深造。幸亏我们带着骡子，经人引荐，好不容易在军校谋了份磨面的差事。”王金台记得，军校里好多人都夸过他们家磨的面“又白又多”。

　　安稳下来后，王金台父亲的“生意脑”又转了起来。“他发现当地没有货郎，便挑着扁担走村串户做起了买卖。有一次，我跟着他出门，才亲眼瞧见他有多受待见——每到一个村子，总有人热情地递上茶水。”王金台说，没过几年，家里的生意又热闹起来了。

　　“直到晚年，我父亲还常给我们念叨着要感谢陕西这个第二故乡，是这片土地给了我们一家人一个安稳的新家。”王金台感慨道。

　　“我的人生关键几步都在长安一中迈出”

　　“有人说我这一生亏了——成绩拔尖却因家庭成分过不了政审，与大学无缘。”王金台说，“可我不这么想！自14岁考上长安一中初中，到6年后留校任教、40年后退休，再被返聘，可以说我人生那关键几步全都在长安一中迈出。”

　　1957年夏天，初中毕业的王金台正春风得意，不光顺利入团，还攥着长安一中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

　　可谁能想到，一场意外打乱了所有计划——“在乡政府的鸣放会上，我说了句‘征购余粮别征过头，免得来年反销浪费’，竟被指责成‘别有用心’、‘污蔑农民交售余粮的积极性’，接二连三地拉到大会小会批判。”

　　高一开学那天，团籍没着落的王金台揣着录取通知书却报不了名。太想读书的他鼓起勇气走进时任校长陈天人的窑洞办公室。

　　校长的一声叹气让王金台感受到了被理解、被爱惜的温暖，憋了许久的委屈在一句“他们都胡说呢”中道出。王金台记得，等情绪稍稍平复，老校长才严肃地叮嘱，“人家怎么说就让人家说，但我们不要胡说，永远都不要胡说。”

　　说完，校长接过王金台的通知书，在上面写下“准予报到”四个大字。

　　“从那以后，我就把‘不准胡说’当成了一辈子的做人准则。后来，我坚守宁可不说也绝不胡说的信条。”王金台说。

　　“遇到了一群好老师和好同学”

　　“上了高中，成分问题让我变得特别敏感、自卑，初中那股敢说敢闯的自信早没了，连走路都不敢抬头。还好这次有班主任张伟功拉我了一把。”王金台记得，张老师看穿了他的心思，专门找他谈心，还轻声安慰：“时间长了，慢慢就好了。”

　　后来张老师发现王金台普通话说得标准，第一时间就让他负责政治学习的读报工作。 “我模仿能力强，靠听广播练出了一口标准普通话。”在张老师的鼓励下，王金台心里那粒自信的种子，又重新发了芽。

　　“不光学习更用心了，我还成了学校的文艺骨干。和郑保文、杨开昌几个同学演的相声、数来宝，在县里会演拿了奖，后来还被选去西安市教育革命展览馆当名牌讲解员。”王金台口中的张伟功老师，正是此前被媒体报道的长安一中高六0级二班班主任。

　　张伟功是北师大生物系毕业的，心细、认真，刚开学就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写评语前还要认真打腹稿；不管刮风下雨，起床铃、熄灯铃一响，准能在学生宿舍外看到他的身影；还特意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为孩子们索要学校介绍手册……

　　而这样的好老师，在当时名师云集的长安一中还有不少。

　　“我的高一语文老师周凡伯，曾是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每年清明节，他都带着新生去学校附近的杨虎城墓缅怀先烈，他讲的西安事变历史，连事件里人物的原话都能一字不差复述出来，一下子就激起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他讲《别了，司徒雷登》那篇课文更是经典，我现在都记得清楚——他只是单纯朗读课文，就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自豪感。”

　　高二、高三语文老师杨耀哉，曾任董钊的英文秘书。“杨老师讲课向来感情饱满、激情澎湃，《鸿门宴》是他的拿手课，上课比看戏还过瘾，每个人物都被他讲得活灵活现。

　　物理老师高继显，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无线电专业。“我后来讲课的风格学的就是高老师——简洁利落，重点突出。关键他不光物理教得好，英语尤其是专业英语更是拔尖，再难的无线电相关英语都难不倒他。”王金台说，另一位必须要提的恩师是历史老师宋文博。

　　“宋老师的板书是一绝，字好，排版讲究，每堂课的板书都像一幅画，让人赏心悦目。更可贵的是，宋老师曾在自己刚摘帽‘右派’的处境下保护我。当时我刚留校不久，在长安一中每年年终的教师鉴定会上，一位刚从外校调来的政治老师对我提出质疑，宋老师立刻反驳‘大家也不想想，这是一条什么分量的意见？他是我的学生，现在又和我们一起工作，这些年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其他老师也认同宋老师的说法，那位政治老师只好不再说话。”

　　多年后，王金台还问宋老师当时为啥保护自己，宋老师只说：“你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无端受到伤害，我一定要保护。”

　　名师加持，王金台高考那年，班里46人参加高考，其中41人考入知名本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王金台也总说和他演数来宝的同学郑保文是自己的“保护神”。不光多次帮自己澄清误会，还在他高考落榜、心情低落时劝他“不能有丝毫埋怨”，直到听到他亲口说 “保证不闹情绪”才放心。

　　“我怎敢不拼尽全力成为一名好老师”

　　其实对王金台来说，高考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如果不是因为政审没通过，清华也应该有我。”时隔多年，王金台平静地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可回到1960年那个夏天，走出高考考场的王金台，满是茫然，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正在悄悄降落。

　　“长安一中急需一名俄语教师，学校教育主任李霞找到我们班主任张伟功，请他推荐一名合适人选。张老师一下就想到了我，还特意强调：‘这个人我打包票，绝对靠谱，但你们不能中途变卦，这孩子经不起一点折腾。’”王金台至今记得。

　　同一时间，长安一中的继任校长张浴朝正在四处网罗人才，王金台就这样留下了，从迷茫的落榜生变成了站稳讲台的人民教师。

　　即使当时有许多事看不明白，但他心里有个笃定的想法：一定要做个让学生、让学校放心的好老师。

　　“当年那么多名师为我打样，我又怎敢不拼尽全力成为他们那样的好老师？”王金台说，除外语老师外，他还在很长一段时间担任数学老师，初、高中都教过。“但教高中那阵不轻松，总觉得知识储备不够，哪怕咬着牙，我也一定要把每一堂课上到最好。”

　　而他的付出终究换来认可。1991年到2000年，王金台从一线教师转型管理工作者，他为了学校的长远干了两件至今想起也骄傲的事。

　　第一件是废除高三“把关制”。“当时不少学校让一批有经验的老教师固定带高三，虽然能保住高考成绩，但也堵死了青年教师的成长路。”王金台明白学校要发展，终究得靠年轻人顶上来，他推行教学“循环制”，给青年老师带高三的机会。没想到改革第一年，高考成绩还稳中有升，青年教师也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第二件是改革优质课评比。“以前全校老师一起参评，得奖的总是那几位老教师，年轻人没多少展示的机会，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王金台考虑再三将评比改为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特意邀请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当评委把关指导，还邀请教育局来拍摄记录。“给年轻人搭个台、造造声势，点燃他们的教学热情。”王金台对因此成长起来的一批优秀青年教师的事情十分满意。

　　2002年，退休后的王金台又被学校返聘为长安区第一民办中学副校长。骨子里敢想敢干的王金台在新岗位上又推了他认为值得一提的新举措。

　　一是精简作业，给学生“减负”。“当时，我们全校除数理化布置少量作业外，其余科目一律不留书面作业，让孩子们从题海里解放出来，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二是推广“为家人做一顿饭”的实践活动。“这是初一语文高老师的巧办法，让每一位初一新生亲手为家人做一顿饭，从买菜、择菜、洗菜到下锅烹饪，全程自己动手，再把过程和感受写成文章。”王金台说，这样的活动能让学生在劳动中体会生活不易，学会感恩父母。

　　三是狠抓体育锻炼，让学生坚持跑操。

　　王金台的用心很快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你别说，那年中考，长安县前10名，我们学校就占了7个，高老师的班里一下子就出了3个！”他把自豪挂在脸上。

　　“干了一辈子，走到哪关注的都是教育”

　　“干了一辈子，走到哪关注的都是教育。”王金台说，即使退休后远赴美国照料孙子，也不忘在对比中思考中美的基础教育。

　　“和国内相似，美国也有价格差异的学区房，但我意外的是，当地公立学校的硬件设施基本能做到‘一碗水端平’。”王金台说，“在教学实践上，美国小学几乎没有书面作业，而把阅读和实践能力作为培养的‘重头戏’，学生每天一个半小时的自主阅读是硬性要求，家长要签字确认。但读什么书完全由孩子说了算，充分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此外，体育活动、动手实践也是日常教学中的‘主力军’。”

　　而国内的基础教育，尽管减负喊了一遍又一遍，但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减反增，课本越编越厚，书面作业越减越多，传统知识灌输仍是学校教学的主导。“现在一二年级不少孩子，因长时间伏案学习戴上近视镜，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王金台说，这也说明教育部门倡导的“减负”和“全面发展”在落地执行中打了折扣。

　　“而且为让孩子在考试中不落下风，家长们纷纷拉着孩子加入补课大军，家庭教育的经济和精力负担增加，孩子本就所剩无几的课余时间被各种补习班和作业填满，运动的快乐和自主探索的乐趣都被挤没了。”王金台说，“近年推动中高考科目减少、难度降低的相关改革正在推进，希望这些改革能见效，让孩子们从繁重的课业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全面的发展，毕竟教育的初心是培养完整的人，而不是用考试筛选人。”

　　这是一位老教育人的真性情，采访快结束时，他多次希望能在文章中保留这部分思考。

　　“我记得我在美国和哈佛大学一位负责招生面试的老师交流时，问对方面试时最看重什么？对方只说‘执着’。”王金台说，“我把这个关键词分享给大家。”

　　采访的最后，他再次聊回长安一中，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忘，困顿时、危难时，是母校善良的老师和同学一次次拉我一把，让我能好好活到现在。在一中教书那五十年，我努力把自己曾收到的善意和爱护传递下去，因此收获了快乐。真心感谢母校，祝大家都越来越好。”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