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文物中的胡汉一体与盛唐气象

昭陵六骏

双头人面镇墓兽　　　唐　韦贵妃墓出土

舞蹈图　　　唐　韦贵妃墓壁画

　　九嵕山上的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长眠之地，更是“贞观之治”的物质与精神象征。其旁两百余座陪葬墓星罗棋布，不仅有长孙无忌、魏征等贞观勋臣，更有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胡人将领。他们生前与太宗共定天下，死后陪葬帝侧，以最庄严的形式，将“胡汉一家，爱之如一”的政治宣言，镌刻为永恒的地理与考古图景。

　　昭陵博物馆的出土文物，正是解码这一图景的关键。它们并非沉默的旧物，而是“胡汉一家，天下同风”这一宏大叙事最具体、最生动、最可信的物证。以昭陵文物为经纬，我们得以穿越千年，重新勾勒那幅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盛唐画卷——

　　在中国数千年的王朝更迭中，唐代始终以宏阔开放、兼容并包的气象屹立于历史长河。奠定唐代盛世格局、塑造其精神内核的关键，正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年间。唐太宗以超越前代的政治眼光与博大胸襟，打破“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偏见，推行“胡汉一体、天下一家”的治理理念，推动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层面深度交融，不仅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更铸就了气度恢宏、影响深远的盛唐气象。“胡汉一体，天下同风”，既是对贞观时期民族政策的精准概括，也是对大唐帝国胸襟与格局的生动写照，更是值得当代珍视的历史智慧。

　　胡风与汉韵的完美结合

　　昭陵六骏：镌刻在石头上的融合密码

　　走进昭陵北司马门内，迎面就是一组举世闻名的石刻——昭陵六骏。这六块青石浮雕，立于贞观十年（636年），是唐太宗为纪念开国战争中阵亡的六匹战马所刻，分别对应平刘黑闼时所乘的“拳毛騧”、平王世充时所乘的“什伐赤”、平薛仁杲时所骑的“白蹄乌”、平宋金刚时所乘的“特勤骠”、平窦建德时所骑的“青骓”，以及邙山之战中身中箭矢的“飒露紫”。这组石刻手法简洁浑厚，造型栩栩如生，是驰名中外的石雕艺术珍品，1914年，“飒露紫”“拳毛騧”被盗运至美国，现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六骏之名，本身便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第一重密码。据西北大学葛承雍教授等学者考证，这些名字大多非中原雅称，而是直接音译自突厥、波斯等语言的词汇：“特勤骠”中的“特勤”是突厥汗国高级官号，常用于可汗子弟；“飒露紫”的“飒露”还原为突厥语“沙钵略”，意为“勇健者”，全名即“勇健者的紫色骏马”；“什伐赤”的“什伐”很可能源自波斯语“马”或突厥高级官号“设发”；“青骓”的“青”源于突厥语对“秦”（指中国）或“西方大秦（罗马）”的称呼；“白蹄乌”的“白蹄”可能对应突厥语“少汗”，是一种荣誉性称号；“拳毛騧”则与西突厥属国“权于麾”有关，为该国出产的大良马。

　　唐太宗以这些充满异域色彩的词汇命名最心爱的战马，绝非偶然。这首先是对战马本身胡地血统的忠实记录——研究表明，六骏中至少四匹属于来自突厥或其中亚属国的优良马种。更深层的是，这是一种政治与文化姿态：他主动采用游牧民族赞美英雄、纪念坐骑的方式，将自身功业嵌入更广阔的欧亚草原文化传统中，彰显了超越华夷的“天可汗”胸襟。

　　将生前战马刻石置于陵前，这一做法本身就有深厚的胡文化渊源，是突厥等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李世民采用此俗，并将其制度化、艺术化，升华为大唐帝陵礼仪的一部分，是“胡风汉化”的典型例证。它表明，唐代统治者在构建自身权威与礼仪时，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善于吸收、转化周边民族的文明元素，形成一种混合型的新制度文化。

　　六骏中，“飒露紫”浮雕是唯一出现人物场景的。它刻画了大将丘行恭在邙山之战中，为身中箭矢的“飒露紫”拔箭的瞬间。据《旧唐书·丘行恭传》记载，李世民在探查敌阵时与随从失散，丘行恭殿后，将自己的坐骑让与太宗，并下马为“飒露紫”拔箭，徒步血战突围。太宗感念其忠勇，特诏刻石纪念。这一场景，正是唐军内部胡汉将士并肩作战、性命相托的微观缩影。李世民麾下，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蕃将云集，他们与丘行恭这样的汉将一同构成了唐军核心。浮雕将这一具体战例永恒化，使得“军事共同体”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见、可感的历史瞬间。

　　从艺术层面而言，六骏的创作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融合。太宗命阎立本参与绘稿、阎立德主持雕刻，由欧阳询书丹赞文，殷仲容镌刻。这意味着，来自游牧文明的题材，经由中原最顶尖的汉文化精英，唐代最著名画家、建筑家和书法家之手，用最精湛的画风和汉代石刻技艺“高浮雕”表现出来。“昭陵六骏”的艺术成就能被誉为“前无古人”，这种成就恰恰源于题材的胡风与技艺的汉韵的完美结合，升华为一种属于大唐帝国的、全新的艺术语言，用以歌颂一个由胡汉共同缔造的王朝功业。

　　从草原“特勤”到大唐柱石

　　十四国蕃君长石像：立于神道的秩序注脚

　　昭陵北司马门外，曾列置着著名的“十四国蕃君长石像”。据《唐会要》记载为14人，后世亦有“十四夷臣”之称，雕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距今已有1300余年之久。实质上，这是十一个国家和部族的十四位君长的石雕像，均按真人等比例雕刻，像座上题名为当时著名书法家殷仲容题写的隶书，共计163字，题名内容包含这些少数民族首领所在的地域或国名、称号、在唐王朝任职的官职以及姓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唐太宗曾言：“朕视蕃将如子弟，蕃将亦视朕如父母。”昭陵的陪葬布局，正是这句承诺的终极兑现：生死相依，荣辱与共。在这里，政治理念的落地，首先体现在制度与身份认同上。昭陵的石刻造像则以视觉化的方式，将“天可汗”主导的天下秩序永久定格，成为盛唐政治包容最直观的见证。在昭陵文物中，墓志铭与石碑是最直接的文字史料，而其中的关键人物，莫过于这些归唐的少数民族将领。

　　据考证，这十四位君长分别为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突厥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赞府松赞干布等人。其中，阿史那社尔，东突厥颉利可汗之子，归唐后尚衡阳长公主，授右卫大将军，毕生忠诚。契苾何力，铁勒契苾部首领，归唐后成为左领军将军，其母、其弟均受唐朝册封与抚恤。二人都享有陪葬昭陵的至高荣誉。他们的墓志虽原石或已不存，但《全唐文》及《阿史那忠墓志》等关联史料清晰表明，他们被纳入皇室姻亲、位列功臣。在昭陵，他们的墓冢与汉人勋臣比邻而列，地理空间的并列，直观体现了政治地位的平等。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驾崩后，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少数民族首领悲痛欲绝，请求殉葬，被唐高宗阻止后，纷纷割耳、剺面，以游牧民族最隆重的方式表达哀悼，《资治通鉴》记载：“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这份跨越族群的君臣情谊，正是“胡汉一体”最生动的注脚。

　　这些石像摹刻了唐贞观年间归附唐朝的各部族首领形象，他们身穿各自民族服饰，拱手肃立，个性鲜明，有卷发、辫发、直发，辫发者有的发纹细密整齐，有的粗疏随意，还有的头戴软帽，或额系抹额带，是极其写实的肖像作品。这组石像是太宗“天可汗”地位最恢宏的实物标志，它并非炫耀武力，而是展现一种全新的天下秩序：四方君长，自愿归附，拱卫中央。

　　2002-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发掘，则清晰揭示了这一空间的象征布局：北司马门内南部享殿前方，建有东西对称的两座廊房。西廊房内，北侧三间各置一骏（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南侧四间安置七尊蕃君长像；东廊房布局与之对称，放置另外三骏（特勤骠、青骓、什伐赤）和另外七尊蕃君长像。所有石像均面朝中央神道站立。这一空间布局极具象征意义：六骏代表武力征服与军事融合，是动态的、血与火的创业史，象征着唐军铁骑中不可或缺的胡人马源与骑射文化；十四国君长像代表政治臣服于天下秩序，是静态的、礼与制的治理图，象征着“天可汗”体系下“四夷一家”的政治格局。两者共同陈列于陵墓最神圣的司马门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太宗凭借以六骏为象征、融合了胡汉精锐的军事力量平定天下，进而建立起“四夷一家”、以蕃酋像为象征的万国来朝的政治格局。遗憾的是，这些石像原物多已毁损，仅存残块与基座，但睹物思人，我们仍能想见其展现的“万国来朝，共尊一主”的帝国气象。

　　“和而不同”的终极表达

　　双头镇墓兽：埋入地下的信仰图腾

　　丧葬文物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生死观与精神世界。在昭陵文物中，最能体现“胡汉一家”理念已深入文化内核、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莫过于韦贵妃墓双头人面镇墓兽。它将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具象的艺术形象，成为胡汉文化融合的终极象征。

　　1990年出土于唐太宗韦贵妃墓的贴金彩绘双头人面镇墓兽，是昭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件珍品通高51厘米，红陶质地，其最惊人之处在于造型：双头背向，共用一兽身，四足挺立，从侧面看，整体轮廓宛如一个沉稳的“H”字母。在已发现的唐代镇墓兽中，这种严格连体、背向双头的造型堪称“孤品”，因此亦被誉为“东方狮身人面像”。

　　但与静默守护埃及金字塔的斯芬克斯不同，这位大唐的“守护神”深藏于地宫，姿态昂扬，充满动感。它肩生双翼，四蹄踏于黑色踏板之上，通体施有红、黑、蓝、白等缤纷彩绘。尤其珍贵的是，其双翼边缘及腿部运用了唐代陶俑中极为罕见的贴金工艺，金箔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与彩绘交织，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盛世之气，无声诉说着墓主人韦贵妃尊崇无比的皇室身份——在唐代，黄金极其珍贵，在冥器上贴金并非普遍做法，这直接反映了韦贵妃的高贵地位。

　　细观其面部，玄机更深。镇墓兽的双头均为威猛人面，怒目圆睁，虬髯贲张。然而，若再仔细分辨，便能察觉其中精妙的身份隐喻：一面深目高鼻，颧骨突出，须发卷曲，带有鲜明的西域胡人特征；另一面则面容相对圆润，细眉凤眼，神情肃穆，更接近中原汉人相貌。这种设计绝非偶然，在“事死如事生”的唐代，墓葬中的一切皆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与理想化投射。将胡、汉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容，创造性地融合于同一神祇躯体之上，是当时能工巧匠对太宗皇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理念最直观、最震撼的艺术转化。

　　镇墓兽是古人震慑邪祟、庇护墓主亡灵的信仰化身。而这件双头镇墓兽的内涵，远超出一般丧葬功用。“双头”，象征共聚于大唐疆域内的胡、汉两大主体文明，承认并尊重两种文明的差异；“连体”，则意味着两者血脉交融、命运与共，同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大唐天下。将其置于太宗昭陵陪葬区最高等级的韦贵妃墓中，其守护的便不只是贵妃一人的安宁，更是太宗所缔造并希冀永存的“胡汉一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它从单纯的冥器，升华为一个王朝核心意识形态的图腾。这件文物，将“胡汉一家”从抽象的政治理念、社会现象，升华为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视觉符号和信仰图腾。它是“和而不同”哲学思想在丧葬文化中的绝佳体现，成为唐代工匠想象力和技艺的巅峰体现，更是我们理解唐代丧葬制度、宗教信仰、社会观念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独特窗口。

　　出土陶俑与壁画

　　流动于鲜活生活中的交融镜像

　　如果说政治墓葬体现的是顶层设计，那么出土于昭陵众多陪葬墓中的陶俑、壁画，这为我们打开了中高层贵族日常生活的一扇窗，其中胡风汉韵的交织令人惊叹。这些文物以鲜活的场景，再现了胡汉民族在生活层面的深度交融，印证了“天下同风”的盛世图景。

　　首先，昭陵博物馆展出的胡人俑与骆驼载乐俑，成为丝路繁华的缩影。

　　昭陵陪葬墓，如郑仁泰墓、张士贵墓等出土的陶俑中，胡人形象比比皆是。他们深目高鼻，或牵驼载货，或奏乐歌舞，或为马夫、扈从，生动再现了丝绸之路上粟特胡商络绎于途的景象。昭陵韦贵妃墓、长乐公主墓等墓葬壁画，是研究唐代生活的宝贵资料。壁画中，常见胡人仪卫、胡人马夫形象与汉人侍从并列，直观印证了史书中“太宗朝，禁军及仪仗多蕃将蕃兵”的记载。在韦贵妃墓壁画《仪卫图》中，可见身着翻领胡服、手持仪刀的胡人卫士，与汉人卫士一同值守，政治上的信任，直接投射到最贴近皇族的宫廷仪卫安排上。此外，昭陵墓中的多幅壁画中的人物服饰也体现了融合：女子身着窄袖短襦、条纹裤，明显受胡服影响，摆脱了传统汉服的繁复束缚，更显洒脱灵动；男子常服中流行的“缺骻袍”，亦是源于骑射便利的胡服改良，既实用又美观。壁画中出现的胡瓶、多曲长杯等器皿，更是中亚、西亚器物在唐朝流行的明证，这些器物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唐代人的生活，更推动了审美观念的多元发展。

　　昭陵陪葬墓中出土的金银器如徽章、饰片等，其制作工艺中的锤揲、掐丝、镶嵌等技法，明显受到萨珊波斯、粟特等中亚金银器工艺的影响。这些技法的传入，丰富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手法，使得唐代金银器兼具中原的典雅与中亚的华丽，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而玉带，本是突厥、吐蕃等游牧民族贵族的束腰用具，在唐初被引入，并迅速成为官服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将玉带纳入礼制体系，不同玉、金、犀材质的带銙成为标识官阶之物，外来器用被赋予中原礼制内涵，是唐代文化吸纳与改造能力的生动体现，也彰显了大唐的开放与自信。

　　昭陵出土陶马，体型健硕，肌肉饱满，马尾束起，明显是优于中原马种的突厥或西域良马形象。与之配套的骑兵俑，装备精良，身姿矫健。大唐骑兵之所以强大，正是吸收了突厥骑兵的战术、驯马技术与优良马种，并与中原的军事组织、重甲装备相结合的结果。这些陶马与骑兵俑，是胡汉军事技术融合的“沉默军团”，见证了胡汉民族在军事领域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也为大唐的统一与安定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昭陵文物，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胡人的商业活动与文化艺术，已深度融入唐代贵族乃至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胡饼、葡萄酒深受百姓喜爱，胡服、胡帽成为流行时尚，琵琶、箜篌等胡乐、胡舞风靡朝野，长安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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