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陶俑“对话” 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师马宇

3月25日，马宇在修复文物。 本报记者 王熙摄

本报记者 赵茁轶 王熙

3月25日，国家文物局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会上公布了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宣传选树情况。本次评选由国家文物局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开展，旨在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以及文物人“择一事终一生”的职业精神。经推荐、评审、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10名宣传选树对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师马宇位列其中。

马宇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已逾三十载，修复了700余件文物，其中45件是国家一级文物。马宇与陶俑“对话”，用双手拂去历史的尘埃，让沉睡千年的文物得以“重生”。近日，马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文物修复背后的故事。

记者：您曾提到文物修复像中医治病，需要“望闻问切”。在修复过程中，您是如何平衡修旧如旧与最小干预原则的？您如何理解修复师与2000多年前工匠之间的“跨时空对话”？

马宇：目前，我们所有的修复工作，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最小干预、可逆性、可识别性原则进行的。这与我们过去认为文物应该修得天衣无缝的理念完全不同。现在，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远看一致，近看有区别”。修复原则改变的背后，是对文物本身价值的尊重。

修复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文物进行全面“体检”。我们会运用X光等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做检查一样。我们会为每件文物建立一套完整的修复档案，记录文物的所有信息。比如，在一件陶俑的内壁发现了一个“下”字，我们会思考它的含义，并记录下来。这些信息，是给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说到与古代工匠的“跨时空对话”，我觉得这要求修复师具备非常丰富的知识储备。2014年，我们在一个陶俑上发现了非常清晰的指纹痕迹。我想，能不能把它保留下来，并做进一步研究？后来，通过机缘，我请来了刑侦领域的专家。他们告诉我，通过指纹可以了解到一个人的性别、民族甚至年龄。虽然很多指纹是工匠无意间留下的，信息不全，研究价值有限，但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更让我震撼的是，通过这些陶俑的工艺，我发现它们很可能来自不同的工匠团队。百戏俑中，有的制作精良，有的制作相对粗糙。从排气孔的位置、细部的刻画，我们能看出端倪。这些区别说明陶俑很可能出自不同地区的工匠之手，而非同一个团队。我们修复文物与古人制作陶俑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跨越时空的对话。

记者：您认为现代科技手段（如材料学、刑侦技术等）的介入，给传统的文物修复带来了哪些革命性的变化？

马宇：现在的文物保护修复，已经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我们在修复时，会用X光、拉曼光谱等先进方法，对文物进行一系列的前期检测。

科技手段的介入，让我们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文物。刚才说的指纹，就是刑侦技术为我们打开的一扇窗。再比如，我们发现很多纹饰的颜料不是画上去的，而是采用了特殊的工艺。关于这些工艺信息的分析和处理，都需要借助多学科手段。

科技虽然带来了巨大帮助，但很多复杂工艺的复现，比如陶俑的烧制等，仍然需要做大量复杂的实验。科技与传统工艺的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您培养了很多团队成员，还在高校授课。现在的年轻修复师与您刚入行时相比，有什么不同？在“传帮带”的过程中，您最希望传递给年轻人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马宇：我带过很多学生，跟我时间最长的有12年。在带学生的时候，我会让他们看一部电影《入殓师》。我想让他们明白，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对这个职业有敬畏之心。

相比我刚入行时，现在年轻人的知识面可能更广，但我最希望传递给他们的是“匠心”和“良心”。在我看来，文物修复师既是医生，也是老师。

记者：在您看来，公众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了解文物修复的成果？

马宇：我们修复的成果，不仅在于文物本身的重生，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能被公众理解和感知。

我们在陶俑上发现的指纹、肌肉线条、不同工匠团队的工艺差异，这些信息如果只是写在修复档案里，大众是看不到的。我认为在展览时，应该配合一些辅助展示手段。我们团队做的3D扫描图，可以清晰地展示出陶俑身上的肌肉变化。如果策展人把这种扫描图或局部特写放在展品旁边，公众就能直观地了解到2000多年前工匠的精湛技艺。

我们希望把历史文化通过展览、讲座以及数字化的方式传播出去，让公众不仅能看到一个陶俑，还能了解它背后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我们修复的最终目的，是让这些文物“活”起来，让历史的细节真正走进现代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