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美以伊战争对伊朗影响的思考和追问

4月6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举行的悼念活动现场，组织者搭建起小学教室遭袭场景并在课桌上摆放书包，悼念遭美以空袭遇难的米纳卜小学学生。新华社 图

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持续五周有余，其对交战当事方、海湾地区、中东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影响呈现出不断外溢、不断渗透、不断叠加、不断递进的特征。这场战争不仅在中东地区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方式，而且也必将对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变革产生深刻的影响。迄今为止，战争的很多影响还主要体现在即时的浅表层，而其潜在和深层影响尚难以判断。

因此，笔者试图在分析战争表层影响的基础上，对战争的深层影响进行思考，当然更多是难以确定的无数疑问。鉴于战争的影响十分复杂，笔者将在近期的专栏中分别围绕战争对伊朗、对以色列、对美国、对中东地区、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分析。这篇专栏首先分析战争对伊朗的影响，同时思考其未来的困境。

战争对伊朗的直接影响

战争对伊朗的影响具有破坏性与重构性并存的显著特点。一方面，它造成了伊朗巨大的人员伤亡、基础设施损毁和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它又以一种残酷的方式，重塑了伊朗的政治生态、社会心理。具体来说，当前的可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伊朗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但在艰难困苦中仍表现出长期以来“抵抗经济”的顽强韧性。战争进行一个月之际，伊朗已有至少1750人死亡、2.28万人受伤；全国有超过10.5万处民用设施在空袭中受损，包括大量住宅、商业中心、251个医疗中心和498所学校，导致约350万平民流离失所；伊朗货币里亚尔在战前就已贬值至1美元兑150万里亚尔，战争更使其雪上加霜……

伴随美以把打击目标转向能源设施和其他民用目标，以及特朗普叫嚣“把伊朗打回到旧石器时代”，伊朗面临的战争破坏和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将更加严峻。伊朗尽管面临严重经济社会困难，但其“抵抗经济”所体现出的韧性也已不容否定。

其次，伊朗政治和军事体系在危机中重组，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到了战时“军事化国家”的特殊时期。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一大批高层领导殒命，引发了伊朗革命47年来最剧烈的政治权力重构。随着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被迅速推举为最高领袖，随着革命卫队领导伊朗进行持续不断的军事反击，伊朗的政治和军事体系经受住了美以雷霆打击的考验，使美以的“政权更迭”目标化为泡影。当前，伊朗无疑处在一个以维护生存安全为最高使命的特殊的军事化时期。面对美以的空袭，伊朗通过攻击海湾邻国的美军基地和石油设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动员“抵抗阵线”力量外线作战等方式，主动将战火外溢，进而通过扩大危机的方式使美国陷入严重被动。

这张4月4日发布的社交媒体视频截图显示，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经济特区遭袭后冒出浓烟。新华社 图

最后，伊朗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在战争面前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淬炼，并转化为同仇敌忾抗击外敌的民族主义情绪。外部势力发动的入侵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意外地起到了“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将内部矛盾迅速转化成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情绪；老哈梅内伊等人的“殉难”、众多高层领导被杀的国仇家恨，极大地激发了什叶派反抗强权的政治传统，进而迸发出巨大的宗教热情。

伊朗面临的深层次危机和长远挑战

对伊朗而言，更大的挑战在于未来彻底走出危机和困境的选择。简而言之，其未来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伊朗向何处去？

1979年革命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内部发展困难、外部严重孤立使伊朗陷入了落后、封闭的困境，并因“输出革命”、扶植地区代理人的对外政策和地区政策，遭到地区国家反对以及美国、西方的遏制打击，使伊朗长期处于对抗性的地区环境和国际环境之中。从内部看，这种困境是其伊斯兰主义道路遭遇挫折的结果，尤其是内部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困境、对外“输出革命”政策失败的结果；从外部看，这种困境的原因是伊朗长期遭到美国和西方制裁、遏制，使其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无法发挥自身资源禀赋，无法利用全球化红利，进而缺乏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明韧性和民族韧性的国家而言，伊朗无疑将继续生存和延续。但是，对于一个在历史上屡遭磨难却延续不断的文明和民族，对于在一个世纪间经历从君主专制到伊斯兰共和、从激进世俗化到全面伊斯兰化、从亲西方到反西方等急剧转折，但仍未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对当前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家而言，如何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实现波斯民族的复兴，无疑是摆在伊朗面前的严峻历史课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面临的本质问题并不复杂，它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亦即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洞察到的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但是，在当时世界多数国家进入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之际，伊朗则仍更多受困于战争与革命的羁绊和束缚。因为伊朗于1979年爆发了伊斯兰革命，1980年便因“输出革命”爆发了持续八年之久（贯穿霍梅尼任最高领袖时期）的两伊战争。其对内因执行伊斯兰革命路线而走上与世界世俗化、现代化大潮相悖的伊斯兰化道路；对外则陷入与伊拉克的战争、与海湾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对抗、与美国和西方对抗的革命斗争之路。

伊朗的道路选择固然有对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激进世俗化、依赖西方进行纠偏的合理成分，但伊朗无疑在矫枉过正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并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今天伊朗的国家实力和发展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远远落后于革命之际巴列维王朝的国际地位，便是伊朗发展道路遭遇挫折的最直观的写照。

因此，未来伊朗的出路在于解决和平、发展两大问题，并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但是由于伊朗内部积重难返，外部美以和西方遏制伊朗的环境短期内很难改变，如何找到“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对于伊朗绝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并考验着伊朗领导人的智慧。

从发展方面说，伊朗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困境。伊朗的伊斯兰主义道路以及在此道路下形成的“抵抗经济”，在根本上是一种“艰难生存型”经济，而不是国家“富强发展型”经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全面伊斯兰化也产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诸如集权与民主、宗教与世俗、效率与公平、开放与封闭、贫富悬殊等诸多复杂矛盾。四十多年来，在最高领袖主导、总统行政的体制下，既有过拉夫桑加尼（1989-1997）、哈塔米（1997-2005）、鲁哈尼（2013-2021）等历任总统力求务实发展的阶段，也有过内贾德时期的激进保守（2005-2013），但伊朗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乏善可陈，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国内伊斯兰共和体制的约束、对外无法融入国际体系和全球化。因此，发展问题的落脚点还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但是，伊朗不仅对内改革困难重重，而同样关键的是改革开放需要解决和平问题，也就是要具备和平的发展环境。这在本质上涉及伊朗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执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革命外交和意识形态外交，并通过建立“抵抗阵线”进行反美、反以斗争，同时一度在海湾地区“输出革命”并酿成两伊战争，以及与海湾国家的严重对抗。伊朗与阿拉伯国家长期对抗的关系直到2023年才以沙特与伊朗复交的方式得到改善，而更加吊诡的是，此次战争伊朗把打击海湾国家作为反击美以的方式，再次把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复交后脆弱的缓和耗费殆尽，伊朗与海湾国家走向不睦乃至再次决裂和对抗，从而再度陷入地区孤立并破坏自身发展环境，无疑是大概率的事情。

从更大的外部环境说，伊朗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也陷入了死循环。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看，双方也都有过改善关系的动力，如哈塔米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互动、鲁哈尼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签署伊核协议，但最终都无法融化双方之间过于厚重的对抗坚冰，而以色列对美伊关系的干预和影响则使美伊矛盾更加复杂。美伊改善关系困难重重的根源在于双方的外交进程是寻求先解决核问题等表面问题，再寻求和解可能的倒置的过程，而非先解决关系和解再解决具体问题。

此外，美伊关系的改善只有在双方政府都相向而行时才有可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彻底放弃奥巴马的对伊缓和政策，全面转向“极限施压”，便是美伊再度走向战争的重要根源。而更加不利的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打击“抵抗阵线”和伊朗的政策与特朗普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的合流，最终把一场残酷的战争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强加给伊朗。

在梳理伊朗困境及其出路的过程中，笔者也时常陷入矛盾无解的无奈。从美以伊战争对伊朗的影响来看，最大的困惑在于伊朗对内是走向更加保守还是相对开明，对外是走向更加激进还是务实温和，但是在可见的未来，伊朗很可能在此次战争的冲击和挤压下对内走向更加保守，对外走向更加激进。因为其困境并不完全取决于伊朗自身的选择，更取决于美国、西方和以色列的选择。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