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上召窑发现秦王级别陵墓 墓主或为秦始皇嫡祖母华阳太后

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召窑村南的封土堆，经考古发掘和勘探证实为一座秦陵。这是咸阳原上已发现的第四座秦陵，整体呈“回”字形布局，由外兆沟、内兆沟、内园墙、陪葬墓、祔葬墓、祭祀坑、主陵等构成。考古人员进一步研究认为，或为秦始皇嫡祖母华阳太后之陵墓。9月18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这一最新考古成果。

陵园整体呈“回”字形布局，内园墙将陵园分为内、外两部分

据考古现场负责人赵汗青馆员介绍，陕西咸阳上召窑秦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召窑村南，南邻天翼西路，西南距司家庄秦陵封土约2300米。

2018年，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恭陵”进行了勘探，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

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陵园北部开展了考古发掘，并进行了补充勘探，基本厘清了陵园的整体布局结构。因该陵位于原上召窑村范围内，故定名为“上召窑秦陵”。

上召窑秦陵陵园平面近方形，方向165°，整体呈“回”字形布局，由外兆沟、内兆沟、内园墙、陪葬墓、祔葬墓、祭祀坑、主陵等要素构成。内园墙将陵园分为内、外两部分，墙内为内陵园，墙外至外兆沟为外陵园。带覆斗形封土的“亚”字形大墓位于内陵园中部、陵园南北中轴线上。

发现陪葬墓45座，祔葬墓15座中5座带有陪葬车马坑

外兆沟围绕陵园一周，平面近方形，南北长603—607米，东西宽572—587米，是陵园的最外围界限。北外兆沟正对主陵北墓道处设有一宽约31米的门道，为陵园北门。

内兆沟位于外兆沟内侧，平面亦近方形，南北长547—548米，东西宽517—531米，其北门道与外兆沟相对，宽约18米，门道两侧各存一处曲尺形夯土基址，推测为门阙遗迹。

内园墙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240米，东西宽约221米，东墙中部设门，门道北侧保留有曲尺形门阙夯土基址。

陪葬墓共发现45座，分布于外陵园北部的内外兆沟之间，排列整齐，多为东西向，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类。

祔葬墓共发现15座，位于外陵园北部、北内兆沟以南，呈东西向直线排列，其中5座带有陪葬车马坑，7座拥有独立兆沟。

据了解，两者的区别在于：祔葬墓是基于血缘、婚姻等亲属关系，陪葬墓则是基于君臣、等级等政治关系。

祭祀坑62座集中分布于外陵园西北部，均为竖穴土坑，坑内未发现实体祭品。

此外，陵园内还发现灰沟1条、道路2条，以及分布于主陵周围的陪葬坑8座。

主陵封土呈覆斗形，顶部略呈正方形，底部南北长83—85米，东西宽83.4—93.4米，残高约10米。封土之下为“亚”字形大墓，四条斜坡墓道分别位于墓室四边中部，东西通长200米，南北通长188.5米。墓室平面略呈方形，边长约56.6—59.7米，深26.4米。

出土器物258件组，年代为战国晚期，属秦王级别陵墓

本次发掘出土器物258件（组），质地包括陶、铜、铁、铅、玉、石、玛瑙、琉璃、料珠、骨、蚌等。

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器类包括鼎、盒、壶、罐、盆、釜、鍪等，部分器物戳印有“咸广里高”“咸重成未”“咸宜都次”等陶文。

铜器多出自祔葬墓，包括鼎、壶等，其中一件铜鼎刻有“宋氏”铭文。在一座陪葬墓中发现了两枚铜印章，一枚阴刻“姚胜之印”四字，另一枚阳刻“忻”字。

玉器均出土于祔葬墓，器类有印章、鸟、琮、璜、瑗、环、管、剑首、凿、锛。出土印章1枚，黄玉，长方形，桥形钮，印面有一周边框，阴刻“思之”二字。

对陪葬墓人骨的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389年至前208年。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上召窑秦陵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属于秦王级别的陵墓。

考古人员分析认为，墓主是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

据介绍，咸阳原上此前已发现周陵镇秦陵、严家沟秦陵和司家庄秦陵三座秦陵园，上召窑秦陵是这一区域发现的第四座。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召窑秦陵与司家庄秦陵在陵园形制、布局结构等方面高度一致，二者年代或较为接近，墓主之间的关系亦或较为密切。

结合文献记载与战国秦陵埋葬制度，学者推测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可能是战国晚期秦国的某位太后。

那么墓主最可能是谁？赵汗青馆员基于咸阳陵区内4座秦陵园的考古发现，通过空间分布与类型学研究，将其划分为“长方形陵园组”和“近方形陵园组”。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考古材料与相关研究成果，运用排除法，对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进行辨析，最终认为墓主为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其文章与上召窑秦陵考古勘探发掘简报均发表在最近一期（2026年第7期）的《考古与文物》上，题为《上召窑秦陵墓主身份试析》。

文中分析认为，结合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可考葬于咸阳原的秦王与王后包括：惠文王、悼武王、孝文王和华阳太后。若以司家庄秦陵为孝文王“寿陵”的观点来看，上召窑秦陵墓主可能是昭襄王、庄襄王、夏太后或华阳太后之一。《史记》明确记载昭襄王、庄襄王葬于“芷阳”，且学界目前普遍认同神禾原秦陵墓主为夏太后，那么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只可能是华阳太后。

若将上召窑秦陵的墓主定为华阳太后，同时认定司家庄秦陵为孝文王“寿陵”，则咸阳原上剩余两座秦陵园的墓主，便自然对应为惠文王与悼武王。若此推测将来得以证实，则表明至迟自孝文王以降，秦国在陵墓制度上已出现重要创新，即秦王与王后不再同葬于一座陵园之内，而是分别葬于相邻的独立陵园中，每座陵园仅设1座“亚”字形大墓。这可能对后来秦始皇帝陵的规划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或为其形制的一个重要渊源，可视为秦陵制度演变的重要环节。

陵园形制的变化，或与“二后并尊”特殊政治背景相关

文中介绍，战国秦王陵，自惠文王“公陵”、悼武王“永陵”至昭襄王东陵“一号陵园”，在陵园形制上展现出明显的延续性：均采用南北向长方形布局，王陵与后陵沿中轴线南北排列，王陵居于陵园中心偏南之位。这一持续稳定的形制传统，至孝文王“寿陵”时出现了显著变化，陵园的长宽比缩小，平面形态趋近方形，且陵园中央仅设1座陵墓。这一形制上的突变并非孤立现象，而很可能与孝文王逝世后所形成的华阳太后与夏太后“二后并尊”的特殊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子楚母曰夏姬，毋爱。……秦王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夏姬本是安国君嬴柱的妾室，虽诞育公子异人，然其地位远不及正室华阳夫人，就连年仅十四岁的公子异人也被遣为赵国质子。华阳夫人虽无子，却凭借其楚系外戚背景地位尊显。后经吕不韦策划，异人被过继为华阳夫人嫡子，改名子楚，方得继位，是为庄襄王。故其即位后，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形成“二后并尊”之局。

孝文王之前，无论秦王与王后存殁先后，均采用同茔异穴合葬的形式，从严家沟秦陵、周陵镇秦陵、芷阳一号陵园考古发现来看，陵园在营建时也会预留出后陵的位置。孝文王去世后，庄襄王在继位之初就面临着艰难抉择：夏太后和华阳太后将来谁入陵园与先王合葬？生母夏太后虽受冷落却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养母华阳夫人则通过强大的政治势力助力自己成为秦王，任何选择都将打破这种微妙的政治平衡。

在此情形下，庄襄王或遵循孝文王遗命，或独立自主，作出了制度性调整：为孝文王独建“寿陵”，不再延续王、后同园合葬之旧制，从而规避了必须从“二后”中择一而葬的难题。此举措，或可解释“寿陵”仅设一墓，形制突变的考古现象。孝文王去世后十年，夏太后薨。在饱受一辈子冷落之后，她选择了“独别葬杜东，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又过了十年，华阳太后离世，与孝文王会葬“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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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的几位秦国国君及其与秦始皇的关系

从秦非子因善于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地号秦嬴开始，秦历经约700年，共有30余位国君，最终由秦始皇完成统一。其中战国晚期的几位秦国国君分别是：秦孝公（嬴渠梁，推行商鞅变法）、秦惠文王（嬴驷，第一位称王）、秦悼武王（嬴荡，惠文王之子，昭襄王同父异母兄，在位仅4年，因举鼎意外去世）、秦昭襄王（嬴稷，在位时间最长）、秦孝文王（嬴柱，昭襄王之子，初封安国君）、秦庄襄王（嬴子楚/异人，秦始皇嬴政之父）。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秦孝文王。孝文王封华阳夫人为王后，封子楚为太子，为安国君生下儿子嬴子楚的夏姬未得封赏。孝文王即位当年即去世，太子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尊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因此，华阳太后为嬴政的嫡祖母，而夏太后为为嬴政的亲祖母。

上召窑秦陵曾被误认为是北周“恭陵”

上召窑秦陵之前曾被认为是北周静帝宇文阐的“恭陵”。宇文阐（573年—581年）为北周宣帝宇文赟长子，大成元年（579年）正月受封鲁王，同月被册立为皇太子，二月接受父皇传位，改元大象，继位时年仅七岁。大象二年（580年）宇文赟驾崩，因宇文阐年幼无力把持朝政，百官均听命于左大丞相杨坚。大定元年（581年），宇文阐被迫禅位于杨坚，杨坚降封其为介国公，北周正式灭亡。同年五月，宇文阐被杨坚暗害，年仅九岁，葬于恭陵。谥号静皇帝，后世多称周静帝。1992年6月，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政府在封土堆旁设立“恭陵”保护碑。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马虎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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